清明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家乡的古大厝被一阵阵的云雾缭绕着，大厝角的龙眼树，迴响着雨滴声，有点苍凉，给回乡祭扫的心平添不少惆怅。站在大厝内厅角，仰望着父亲的遗像，眼睛逐渐的潮湿模糊，可父亲一生乃至去世的情形却像清明雨这般清晰。
按乡下风俗，父亲去世已三年（实际上满二年）。他的离世说来也较突然，那是2009年清明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家兄来电话说父亲要我回去，说他活不过今天了，我与当医生的妻子急忙回家。妻子给他体检时，告诉他没啥大问题，父亲听后仅是点点头，由于还要上班，我们当晚又返泉州了。隔天家兄又来电话，说父亲可能真的不行了，都站不稳了，况且昨晚几次起床，一直叫我的名字，并且把门框抓得很响，可能身体很不适。家兄征求我们的意见，还是把他接回乡下老家吧。当晚，堂弟开车来接，父亲已走不动了，是抱着上车的。到家时，父亲就意识不清，当我与妻子赶回家时，他的眼睛紧闭着，虽然没有大声呻吟，可看出他的难受，在老式床上翻来复去，手一直抓床沿。我俯身给他吃几粒救心丹时，隐约听到：“我很艰苦（即难受）”，就这样辗转反复着，一直到凌晨二点半，半依在我与堂哥怀中的父亲，像是喘息三声后就停止呼吸。乡下说法是很福气，没有痛苦就寿终正寝了。
父亲就这样走完他的86个春秋，算是高龄大福，但作为亲人也是不舍的。在去世的一段时间里，本想动笔写写纪念的文字，但铺开纸张，头脑却一片眩晕空白，不知从何写起。直至今日情绪平缓时，觉得还是应当写写，算是对父亲一生及往事的缅忆，否则父亲地下有知当会责怪，枉让我们为读书人。
细思漫想，父亲的一生，完全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即：生于忧患；活得潇洒；死享安逸。
一、之所以说父亲生于忧患。
是因为民国时期的农村，生活极端的艰难。1924年春，父亲出生在南安溪美山外村（现称宣化）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里，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四弟二妹，算是大家庭了。祖父是文盲，由于没多少田地，靠种田养活不了一家，只好上山打柴到县城溪美出售买粮食过日子。听祖母及父亲生前介绍，父亲很可怜，10岁多就得上山砍柴，春夏秋冬从不间断，夏天汗水成串，冬天风寒霜冻，双脚皲裂大口子，血流不止，都要跟着他父亲、姐姐砍柴、挑柴出售，换粮食回来过日，如果是雨季，经常断炊，饥一顿饱一顿的。
生活的艰辛无奈，祖父抱着侥幸心理也赌博了，希望能赢些来补贴家用。但事与愿违却经常输，结果越陷越深不可自拔，最后连老四儿子（四叔）也被人估钱抵债了。当债主来抱时，四叔躲在床底下不出来，嚎啕大哭不走，全家人呼天抢地哭成一团。祖父心情坏到极点，破罐子破摔，还时不时继续赌，祖母百般阻扰也没用，结果吵吵闹闹不得安宁。失望赌气的祖父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砸了，可是隔天又要挑柴往卖重新买回。可怜的祖母，虽出身于英都洪氏望族，但命运不济也只能屈就，艰难的操持这个家。但噩运连串袭来，首先是父亲的姐姐（大姑）因过度操劳染上重病，临终时唯一的愿望是吃一餐饭。她死后，少了一个劳动力，家庭日子更艰难了，有时粮食没了，家里就断炊。逢年过节由于太穷，村子里的人都不愿意借给粮食、奢肉给他们，怕还不起，据说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就在这时候饿死了的，另一个妹妹因养不活就送人了。父亲成年轮到抽壮丁，为不让家中长子被抓，办事干练的祖母狠心将其三子（三叔）卖了，拿钱雇别人顶替。不幸事情一桩接一桩，贫困交加，生活的压力终于压垮个性耿直、性格粗鲁的祖父，身体一天天坏了，在子女卖的卖，死的死后，带着满腔的怨恨，不久也病逝了，终年54岁。
祖父离世时，留下一大堆债务，家庭愈发艰难困苦，是祖母的坚强，维持这支离破碎的家庭，她教育父亲、二叔要有骨气，要振作。母子三人同心协力，祖母操持家务豢养家畜，父亲、二叔除耕种少量田地，还照样砍柴出售补贴家用，日子才逐渐好转。听父亲说，直到临解放才偿还所有债务，分别成家立业，过上像人样的生活。
二、之所以说父亲活得潇洒。
是因为父亲从小就有点聪明悟性，学什么都快些，他进过私塾读几个月书，认识几个字，当时的六叔公是乡下医生，看到父亲智商远胜于自己的儿子，就叫其背中药汤头歌诀，准备让其接班。可惜事与愿违，六叔公也早逝，没能来得及给父亲机会。然而至晚年，父亲还能熟练背出中药汤头歌诀呢！还能依据药书开一些简单的药方，医治一些乡下常见的毛病，由此也挺受乡下缺医少药农民家庭的欢迎。同样，诚实勤劳的二叔乐于助人，善待乡亲而深受好评。这时，父亲及一家才算得上有做人的尊严，真正意义的幸福。
由于父亲有一点小文化，土改后的农村很需要他这种年轻人，在合作社互助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即记工分、发放一些粮食必需品等，所以在我懂事时，就知道父亲是当时的农村干部了，我与家兄的名字为何取名叫“文选、文集”呢？就是父亲看到当时农村发行学习“毛泽东选集”单行本而受启发的。由于我们兄弟学习成绩还不错，以至后来村里出生的孩子，也很多取一个“文”，字，像是要向我们看齐似的。父亲文化表达的另一方面，就是在大跃进时，由于家乡属山坡丘陵地带，十年九旱，下雨时水都流泻了，故借助当时的合作社，人多力量大，先后建起众多的水库，父亲当时是小干部，号召全体老百姓投入到建设工地上，还自编自念一些口号式的快板顺口溜，以此鼓动大家的积极性。不知后来我们兄弟俩上学后对文学情有独钟，与他的影响启蒙是否有联系。由于父亲意识到文盲的痛苦，了解知识的重要性，从我们兄弟进入学校时，就很注重早期教育，无论从背书，写字他都抓得紧，他找来祖宗留下一本族谱，对我们说：看那字写得多好，工工整整的就像印刷版一般。由于农村条件差，没能买太多的纸张，他就拣来一块红砖头，叫我们用毛笔沾水在上面练习。可以说，家兄后来能考上美术学校，当上书法家；我的字也不赖，完全是父亲的教导有方，由于他的督促和劝说，我们兄弟俩学习都很用功，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微小昏黄的煤油灯下做作业，由于专注，稍低下头，眉毛头发时常都被烧焦了，早晨天未亮就起床背功课了，这在偏僻的山村，也就成为家长们教育孩子的榜样。
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培养算是尽力栽培，不遗余力。家兄16岁考上厦门鼓浪屿鹭潮工艺美术学校（福建工艺美术学院前身），父亲不知高兴几天几夜，认为儿子有出息，是家族之荣耀。由于他晕车不敢坐公共汽车，却坚持用自行车把行李载到厦门鼓浪屿，陪着家兄到学校报道，此举让学校当局和众家长感动、钦佩不已。我呢，由于文革，尽管上学之路很不顺，念念停停，几多波折。但父亲总是支持我继续学业的，唯独在他未当干部、看不到读书的希望时，曾一度动摇让我到县城念高中。但舅舅们稍微说一下，父亲就再也没坚持自己的观点了，让我念完了高中，以至后来才有上大学的机会，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厦门大学毕业生。直至如今，当我回忆这件事时，总会从心里感谢父亲的。
由于父亲的勤奋和负责任，他做农村干部从土改一直做到退休，从村支书位置退下后，犹被镇里请去企业办作管理工作，曾经到过一个农场当负责人。说到父亲工作的勤奋和负责任，与他的出身经历有关，因他在解放前饱受苦难，理解解放后的幸福，所以他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中，足以对党忠诚，对国家负责。以致于在文革极左路线干扰下，不能很好团结全村人，而是过份强调阶级斗争，派别斗争，不能不说是与愚忠有关系。由于他率直的个性，较为简单的思维，以至于在错综复杂的农村工作中，不能灵活妥善的处理一些问题，因而得罪了不少人，也落下不少骂名，我想，除他的性格以外，与当时的政策、风气有着直接的关连。比如阶级斗争扩大化、比如过份的破旧立新，这些尽管都是当时的政策，农村干部哪能不贯彻执行呢？有时也不得不违心的做。
按乡下风俗，父亲去世已三年（实际上满二年）。他的离世说来也较突然，那是2009年清明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家兄来电话说父亲要我回去，说他活不过今天了，我与当医生的妻子急忙回家。妻子给他体检时，告诉他没啥大问题，父亲听后仅是点点头，由于还要上班，我们当晚又返泉州了。隔天家兄又来电话，说父亲可能真的不行了，都站不稳了，况且昨晚几次起床，一直叫我的名字，并且把门框抓得很响，可能身体很不适。家兄征求我们的意见，还是把他接回乡下老家吧。当晚，堂弟开车来接，父亲已走不动了，是抱着上车的。到家时，父亲就意识不清，当我与妻子赶回家时，他的眼睛紧闭着，虽然没有大声呻吟，可看出他的难受，在老式床上翻来复去，手一直抓床沿。我俯身给他吃几粒救心丹时，隐约听到：“我很艰苦（即难受）”，就这样辗转反复着，一直到凌晨二点半，半依在我与堂哥怀中的父亲，像是喘息三声后就停止呼吸。乡下说法是很福气，没有痛苦就寿终正寝了。
父亲就这样走完他的86个春秋，算是高龄大福，但作为亲人也是不舍的。在去世的一段时间里，本想动笔写写纪念的文字，但铺开纸张，头脑却一片眩晕空白，不知从何写起。直至今日情绪平缓时，觉得还是应当写写，算是对父亲一生及往事的缅忆，否则父亲地下有知当会责怪，枉让我们为读书人。
细思漫想，父亲的一生，完全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即：生于忧患；活得潇洒；死享安逸。
一、之所以说父亲生于忧患。
是因为民国时期的农村，生活极端的艰难。1924年春，父亲出生在南安溪美山外村（现称宣化）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里，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四弟二妹，算是大家庭了。祖父是文盲，由于没多少田地，靠种田养活不了一家，只好上山打柴到县城溪美出售买粮食过日子。听祖母及父亲生前介绍，父亲很可怜，10岁多就得上山砍柴，春夏秋冬从不间断，夏天汗水成串，冬天风寒霜冻，双脚皲裂大口子，血流不止，都要跟着他父亲、姐姐砍柴、挑柴出售，换粮食回来过日，如果是雨季，经常断炊，饥一顿饱一顿的。
生活的艰辛无奈，祖父抱着侥幸心理也赌博了，希望能赢些来补贴家用。但事与愿违却经常输，结果越陷越深不可自拔，最后连老四儿子（四叔）也被人估钱抵债了。当债主来抱时，四叔躲在床底下不出来，嚎啕大哭不走，全家人呼天抢地哭成一团。祖父心情坏到极点，破罐子破摔，还时不时继续赌，祖母百般阻扰也没用，结果吵吵闹闹不得安宁。失望赌气的祖父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砸了，可是隔天又要挑柴往卖重新买回。可怜的祖母，虽出身于英都洪氏望族，但命运不济也只能屈就，艰难的操持这个家。但噩运连串袭来，首先是父亲的姐姐（大姑）因过度操劳染上重病，临终时唯一的愿望是吃一餐饭。她死后，少了一个劳动力，家庭日子更艰难了，有时粮食没了，家里就断炊。逢年过节由于太穷，村子里的人都不愿意借给粮食、奢肉给他们，怕还不起，据说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就在这时候饿死了的，另一个妹妹因养不活就送人了。父亲成年轮到抽壮丁，为不让家中长子被抓，办事干练的祖母狠心将其三子（三叔）卖了，拿钱雇别人顶替。不幸事情一桩接一桩，贫困交加，生活的压力终于压垮个性耿直、性格粗鲁的祖父，身体一天天坏了，在子女卖的卖，死的死后，带着满腔的怨恨，不久也病逝了，终年54岁。
祖父离世时，留下一大堆债务，家庭愈发艰难困苦，是祖母的坚强，维持这支离破碎的家庭，她教育父亲、二叔要有骨气，要振作。母子三人同心协力，祖母操持家务豢养家畜，父亲、二叔除耕种少量田地，还照样砍柴出售补贴家用，日子才逐渐好转。听父亲说，直到临解放才偿还所有债务，分别成家立业，过上像人样的生活。
二、之所以说父亲活得潇洒。
是因为父亲从小就有点聪明悟性，学什么都快些，他进过私塾读几个月书，认识几个字，当时的六叔公是乡下医生，看到父亲智商远胜于自己的儿子，就叫其背中药汤头歌诀，准备让其接班。可惜事与愿违，六叔公也早逝，没能来得及给父亲机会。然而至晚年，父亲还能熟练背出中药汤头歌诀呢！还能依据药书开一些简单的药方，医治一些乡下常见的毛病，由此也挺受乡下缺医少药农民家庭的欢迎。同样，诚实勤劳的二叔乐于助人，善待乡亲而深受好评。这时，父亲及一家才算得上有做人的尊严，真正意义的幸福。
由于父亲有一点小文化，土改后的农村很需要他这种年轻人，在合作社互助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即记工分、发放一些粮食必需品等，所以在我懂事时，就知道父亲是当时的农村干部了，我与家兄的名字为何取名叫“文选、文集”呢？就是父亲看到当时农村发行学习“毛泽东选集”单行本而受启发的。由于我们兄弟学习成绩还不错，以至后来村里出生的孩子，也很多取一个“文”，字，像是要向我们看齐似的。父亲文化表达的另一方面，就是在大跃进时，由于家乡属山坡丘陵地带，十年九旱，下雨时水都流泻了，故借助当时的合作社，人多力量大，先后建起众多的水库，父亲当时是小干部，号召全体老百姓投入到建设工地上，还自编自念一些口号式的快板顺口溜，以此鼓动大家的积极性。不知后来我们兄弟俩上学后对文学情有独钟，与他的影响启蒙是否有联系。由于父亲意识到文盲的痛苦，了解知识的重要性，从我们兄弟进入学校时，就很注重早期教育，无论从背书，写字他都抓得紧，他找来祖宗留下一本族谱，对我们说：看那字写得多好，工工整整的就像印刷版一般。由于农村条件差，没能买太多的纸张，他就拣来一块红砖头，叫我们用毛笔沾水在上面练习。可以说，家兄后来能考上美术学校，当上书法家；我的字也不赖，完全是父亲的教导有方，由于他的督促和劝说，我们兄弟俩学习都很用功，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微小昏黄的煤油灯下做作业，由于专注，稍低下头，眉毛头发时常都被烧焦了，早晨天未亮就起床背功课了，这在偏僻的山村，也就成为家长们教育孩子的榜样。
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培养算是尽力栽培，不遗余力。家兄16岁考上厦门鼓浪屿鹭潮工艺美术学校（福建工艺美术学院前身），父亲不知高兴几天几夜，认为儿子有出息，是家族之荣耀。由于他晕车不敢坐公共汽车，却坚持用自行车把行李载到厦门鼓浪屿，陪着家兄到学校报道，此举让学校当局和众家长感动、钦佩不已。我呢，由于文革，尽管上学之路很不顺，念念停停，几多波折。但父亲总是支持我继续学业的，唯独在他未当干部、看不到读书的希望时，曾一度动摇让我到县城念高中。但舅舅们稍微说一下，父亲就再也没坚持自己的观点了，让我念完了高中，以至后来才有上大学的机会，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厦门大学毕业生。直至如今，当我回忆这件事时，总会从心里感谢父亲的。
由于父亲的勤奋和负责任，他做农村干部从土改一直做到退休，从村支书位置退下后，犹被镇里请去企业办作管理工作，曾经到过一个农场当负责人。说到父亲工作的勤奋和负责任，与他的出身经历有关，因他在解放前饱受苦难，理解解放后的幸福，所以他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中，足以对党忠诚，对国家负责。以致于在文革极左路线干扰下，不能很好团结全村人，而是过份强调阶级斗争，派别斗争，不能不说是与愚忠有关系。由于他率直的个性，较为简单的思维，以至于在错综复杂的农村工作中，不能灵活妥善的处理一些问题，因而得罪了不少人，也落下不少骂名，我想，除他的性格以外，与当时的政策、风气有着直接的关连。比如阶级斗争扩大化、比如过份的破旧立新，这些尽管都是当时的政策，农村干部哪能不贯彻执行呢？有时也不得不违心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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