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没有结婚照，没有。
我的结婚照丢了，确切地说，是我当时故意让它丢掉的，再也找不到了！
我后悔当初咋就那么笨，当初咋就没想到去照相馆再拍一张真正的，象样的结婚照呢。
现在，每当我看到当今的年轻伉俪挂在婚宴上那些放大的彩照，那些置身于青山秀水间浪漫依偎的快乐，那些定格在一帧帧鲜花盛开情路上的美丽，祝福之余使我有一种隐隐的悔意，后悔我当初的愚昧之举了。
在漫长的三十年相濡以沫的生活中，在某些个携手散步于黄昏夕阳，春风月华之下的妻子有时也难免露出几句嗔怪之词；“后悔了吧，当初叫你去拿回来你就不听，再难看也是我们爱情的留影，是人生同路，风雨始步的纪念啊”。
那是1980年，我时任商业局团委书记。当年全国共青团系统号召青年们要改变观念，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要移风易俗办婚事，当时的市委还规定了不准铺张浪费大办酒席的有关规定，男女双方酒宴不得超过5桌。当年我已30岁属大龄青年之列，正在筹划结婚事宜。为提倡新风，当时温州团市委的书记林培云，周美新，张新民同志找到我说；团干部在结婚问题上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作移风易俗的表率。并将团市委准备召集10对新人于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温州市首届集体婚礼的方案告知我，当时我一听不假思索地当即答应了下来，后来一想才发现自已答应得过于草率了，因为我单位分配给大龄青年的房子到明年才能交付使用，为赶上这个极有意义的婚礼，征得女方的同意我便动员刚结婚只有一个月的弟弟腾出当时在府前街3号的15平方米的新房借我结婚。
1980年10月1日上午，我们十对来自不同企业的青年，在团市委的组织下来到张灯结彩的市工人文化宫参加集体婚礼。
结婚那天很热闹，市委、总工会、妇联的领导都来了，还有共青团市委所辖的企业团员代表近300多人。礼堂正中的主席台上的红丝绒背幕上挂着一个金泊双喜，十对新人依次沿红地毯上台就座，而后就是市委，团市委领导的祝福发言，冶金厂团委书记鲍及同志代表十对新人也作了新时代的团员青年要做移风易俗的先锋等内容的发言，当时的仪式搞得很有革命的浪漫性。
也许我是十对新人当中最难看的新郎吧，当时只有110的体重，1、68米的身高包在一件浅灰色的海军装里，显得更加瘦小而可怜。（当时可是流行军装的哦）而当天我也感到郁闷的是，10个新娘中，我妻子是年令最小的一个，引起了很多议论，说年龄、长相反差最大的就是我们这－对了。（当时她22岁，而生育年令要24岁，否则就是早婚早育，单位要挂黄牌的。以至结婚后，我向组织写下保证书，直到82年才按照政策怀孕生了个女儿）。
座在台上，当时有许多方形的“海鸥牌”照相机都对着我拍，我这人很知道自已在镜头中将会出现的是一个什么模样的新郎，我更知道当时的镁光灯并不是冲我而来，而是为了我身边年纪最小的新娘的。但我是团干部，我此刻却不能象旁边的几位仁兄那样藏头缩脸的，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种移风易俗的政治宣传，我只能强装镇定，坦然面对这样一个场面的。
经过了－个多小时的集体婚礼的仪式后，我们每对新人还接受了大会的赠品，一个脸盆和一个大红花的热水瓶。在各单位团干部们的簇拥下回到府前街3号的新房，由于房间很小，大家只能依次轮流进去坐一下，家长们就在门口放了鞭炮，我们也就向各代表、邻居们分发了喜糖，这个集体婚礼就算结束了，可在当时的社会上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婚后的第三天，我接到我岳母从她厂里打来的电话说；“你们的结婚照被放大贴到文化宫宣传窗里了，我厂里的人都去看到了，说这十对新郎中你最难看，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你快去要求拿下来吧，霉也捣死了！”听到这话，我也有些发怵，加上岳母那口气，我立即跑到文化宫门口一看，的确有很多人围观，还真有人指着我这张照片评头评足说；这男的很难看哦，新娘倒长得标致……
那天上午我到文化宫找那天的摄影师树新老师，恰巧不在。我就向当时负责人长庚老师提出要求将这张照片能否换下来，他说这刚挂上的不能换的，要我一个月后过去拿，没办法的我只得让他们挂在那里展览了。（如果是现在我就可以以肖像权的名义不怕他们不换下来!）
从那以后，我都不敢去文化宫门口，－是我的自尊受不了当时的指指戳戳，二是我觉得拿回来也没用，也不会挂在房间里。这照片我当时就一直没有去文化宫要回来，一拖就是二十多年，其实不是忘记，而是我的故意。
岁月飞逝，时光如梭。不知谁说过；人，在进入老年时往往会清晰着过去，一如清秋的高远适宜回忆。特别是当我与妻子在近年参加一些孩子们的婚礼后，就会想起自己还有一张被我故意遗弃掉的当年的结婚照，我也会从通情达理的妻子的目光中找到些许微微的嗔意。－种内疚，在近年愈来愈浓地潆绕我。
30年了，时过境迁，已无可复得了……
5月18日上午，我在上班途中接到原团市委办公室主任池胜峰打来的电话说∶
“你看到今天的温州日报了吗?第五版上刊登的是你的结婚照吧!”
“我的结婚照?兄弟，别咒我，老哥这辈子已没机会二婚了!”我边啃馒头边回答。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这的确是你夫妻俩，是80年的集体婚礼照!”
啊?我突然感到一种兴奋，此时办公室的同事也来电了，说一百家电超市的总经理管少雄也来电了，说我的结婚照登在温州日报上。
我喜出望外地到了办公室，打开报纸一看，一张黑白照映现在眼前，一种激动哽住了我的喉咙，一种亲切感使我的眼角湿润着。这真是梦寻无度，一夕复得啊。当即我从电脑中找到温州日报电子版，下载了这张照片后就拿起电话就打给随王曙老师驱车海南摄影的妻子，告诉她我们的结婚照找到了，从电话里，我听到了她的惊喜与激动。
望着这张失而复得的照片，我沉入久久的怀思，我想通过温州日报社找到当时一起集体婚礼的十对伉俪，能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一次珍珠婚的重聚，我还想邀请当年的那些共青团的头来作一次三十年后的祝福呢。
我的结婚照丢了，确切地说，是我当时故意让它丢掉的，再也找不到了！
我后悔当初咋就那么笨，当初咋就没想到去照相馆再拍一张真正的，象样的结婚照呢。
现在，每当我看到当今的年轻伉俪挂在婚宴上那些放大的彩照，那些置身于青山秀水间浪漫依偎的快乐，那些定格在一帧帧鲜花盛开情路上的美丽，祝福之余使我有一种隐隐的悔意，后悔我当初的愚昧之举了。
在漫长的三十年相濡以沫的生活中，在某些个携手散步于黄昏夕阳，春风月华之下的妻子有时也难免露出几句嗔怪之词；“后悔了吧，当初叫你去拿回来你就不听，再难看也是我们爱情的留影，是人生同路，风雨始步的纪念啊”。
那是1980年，我时任商业局团委书记。当年全国共青团系统号召青年们要改变观念，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要移风易俗办婚事，当时的市委还规定了不准铺张浪费大办酒席的有关规定，男女双方酒宴不得超过5桌。当年我已30岁属大龄青年之列，正在筹划结婚事宜。为提倡新风，当时温州团市委的书记林培云，周美新，张新民同志找到我说；团干部在结婚问题上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作移风易俗的表率。并将团市委准备召集10对新人于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温州市首届集体婚礼的方案告知我，当时我一听不假思索地当即答应了下来，后来一想才发现自已答应得过于草率了，因为我单位分配给大龄青年的房子到明年才能交付使用，为赶上这个极有意义的婚礼，征得女方的同意我便动员刚结婚只有一个月的弟弟腾出当时在府前街3号的15平方米的新房借我结婚。
1980年10月1日上午，我们十对来自不同企业的青年，在团市委的组织下来到张灯结彩的市工人文化宫参加集体婚礼。
结婚那天很热闹，市委、总工会、妇联的领导都来了，还有共青团市委所辖的企业团员代表近300多人。礼堂正中的主席台上的红丝绒背幕上挂着一个金泊双喜，十对新人依次沿红地毯上台就座，而后就是市委，团市委领导的祝福发言，冶金厂团委书记鲍及同志代表十对新人也作了新时代的团员青年要做移风易俗的先锋等内容的发言，当时的仪式搞得很有革命的浪漫性。
也许我是十对新人当中最难看的新郎吧，当时只有110的体重，1、68米的身高包在一件浅灰色的海军装里，显得更加瘦小而可怜。（当时可是流行军装的哦）而当天我也感到郁闷的是，10个新娘中，我妻子是年令最小的一个，引起了很多议论，说年龄、长相反差最大的就是我们这－对了。（当时她22岁，而生育年令要24岁，否则就是早婚早育，单位要挂黄牌的。以至结婚后，我向组织写下保证书，直到82年才按照政策怀孕生了个女儿）。
座在台上，当时有许多方形的“海鸥牌”照相机都对着我拍，我这人很知道自已在镜头中将会出现的是一个什么模样的新郎，我更知道当时的镁光灯并不是冲我而来，而是为了我身边年纪最小的新娘的。但我是团干部，我此刻却不能象旁边的几位仁兄那样藏头缩脸的，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种移风易俗的政治宣传，我只能强装镇定，坦然面对这样一个场面的。
经过了－个多小时的集体婚礼的仪式后，我们每对新人还接受了大会的赠品，一个脸盆和一个大红花的热水瓶。在各单位团干部们的簇拥下回到府前街3号的新房，由于房间很小，大家只能依次轮流进去坐一下，家长们就在门口放了鞭炮，我们也就向各代表、邻居们分发了喜糖，这个集体婚礼就算结束了，可在当时的社会上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婚后的第三天，我接到我岳母从她厂里打来的电话说；“你们的结婚照被放大贴到文化宫宣传窗里了，我厂里的人都去看到了，说这十对新郎中你最难看，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你快去要求拿下来吧，霉也捣死了！”听到这话，我也有些发怵，加上岳母那口气，我立即跑到文化宫门口一看，的确有很多人围观，还真有人指着我这张照片评头评足说；这男的很难看哦，新娘倒长得标致……
那天上午我到文化宫找那天的摄影师树新老师，恰巧不在。我就向当时负责人长庚老师提出要求将这张照片能否换下来，他说这刚挂上的不能换的，要我一个月后过去拿，没办法的我只得让他们挂在那里展览了。（如果是现在我就可以以肖像权的名义不怕他们不换下来!）
从那以后，我都不敢去文化宫门口，－是我的自尊受不了当时的指指戳戳，二是我觉得拿回来也没用，也不会挂在房间里。这照片我当时就一直没有去文化宫要回来，一拖就是二十多年，其实不是忘记，而是我的故意。
岁月飞逝，时光如梭。不知谁说过；人，在进入老年时往往会清晰着过去，一如清秋的高远适宜回忆。特别是当我与妻子在近年参加一些孩子们的婚礼后，就会想起自己还有一张被我故意遗弃掉的当年的结婚照，我也会从通情达理的妻子的目光中找到些许微微的嗔意。－种内疚，在近年愈来愈浓地潆绕我。
30年了，时过境迁，已无可复得了……
5月18日上午，我在上班途中接到原团市委办公室主任池胜峰打来的电话说∶
“你看到今天的温州日报了吗?第五版上刊登的是你的结婚照吧!”
“我的结婚照?兄弟，别咒我，老哥这辈子已没机会二婚了!”我边啃馒头边回答。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这的确是你夫妻俩，是80年的集体婚礼照!”
啊?我突然感到一种兴奋，此时办公室的同事也来电了，说一百家电超市的总经理管少雄也来电了，说我的结婚照登在温州日报上。
我喜出望外地到了办公室，打开报纸一看，一张黑白照映现在眼前，一种激动哽住了我的喉咙，一种亲切感使我的眼角湿润着。这真是梦寻无度，一夕复得啊。当即我从电脑中找到温州日报电子版，下载了这张照片后就拿起电话就打给随王曙老师驱车海南摄影的妻子，告诉她我们的结婚照找到了，从电话里，我听到了她的惊喜与激动。
望着这张失而复得的照片，我沉入久久的怀思，我想通过温州日报社找到当时一起集体婚礼的十对伉俪，能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一次珍珠婚的重聚，我还想邀请当年的那些共青团的头来作一次三十年后的祝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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