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里一个雨后的清晨，在斜阳穿射的雾岚中，我来到梦牵魂绕的卢沟桥。我对卢沟桥的向往，不仅是因为《马可?波罗游记》的赞誉使它成为闻名世界的名桥，更主要的是她见证了神州古国一段悲壮的历史，承载了一个民族的血色记忆。
（一）
汽车出京城向西南行驶约十多公里，一座小小的古城池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宛平城。车从城南绕过，径直驶向卢沟桥，但见城墙上有多处坑坑洞洞，标牌显示那是“七七事变”时日军留下的弹痕。车停在了桥东城门前面，这里由多组雕塑构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广场。远远望去，一座长长的联拱石桥座落在宽阔的河道上，气势如虹，显得十分安祥、恬静而又富有活力。
来到桥上，金色的阳光洒满了桥面，桥身的石雕护栏古色古香，柱头刻莲座，座下为荷叶墩。令人惊叹的是望柱顶上的石狮子，个个雕刻精美，神态活现，让人想到著名建筑学家罗哲文在《名闻中外的卢沟桥》一文中对石狮子的描绘：“……有的昂首挺胸，仰望云天；有的双目凝神，注视桥面；有的侧身转首，两两相对，好像在交谈；有的在抚育狮儿，好像在轻轻呼唤；桥南边东部有一只石狮，高竖起一只耳朵，好似在倾听着桥下潺潺的流水和过往行人的说话……真是千姿百态，神情活现。”
明代《帝京景物略》有卢沟桥的石狮“数之辄不尽”的记载，并出现一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不清”。果然，那小狮子有的偎依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狡黠的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只露出半个小脑袋；还有的大概太淘气了，被大狮子用爪子按在地上……这些石狮大的有几十厘米高，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数来很容易漏掉。1962年有关部门专门派人逐个编号登记，清点出大小石狮子485个，而在1979年的复查中，又发现了17个，这样，石狮子的总数应为502个。从石狮的选料、刀工及风格上不难看出，现存的石狮并非同一时期雕刻的，这些石狮多为明清之物，也有少量的金元遗存。
让我感慨的还有那桥面上凸凹不平的石板。宽敞的桥面向远方伸展而去，厚厚的石板经长年的车碾马踏，已磨出两道光滑凹陷的深沟。雨后的桥面积了些雨水，存于石板的凹陷处，在斜阳的金辉中反射着耀眼的光，让人感受到卢沟桥的古老与沧桑。
远在战国时期，卢沟桥一带就是燕蓟地区通往华北平原的要津。穿过太行山脉流经这里的永定河，古称“桑干河”，因带来黄土高原的大量泥沙而又称“浑河”、“小黄河”，因水势汹涌、经常改道又称“无定河”。到金代，以河水浑浊色暗得名“卢沟河”（“卢”有黑色之意）。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在整修了卢沟河的河道、河堤之后，改名为“永定河”。卢沟桥渡口在石桥未建成以前，已出现了桥梁，史书有载：“卢沟河，水极湍激，燕人每候水浅，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近年，都水监辄于此河两岸造浮梁。”（《宣和乙已奉使行程录》）“宣和五年二月一日乙酉朔，金人遣赵良嗣过卢沟河，即焚桥梁次舍。”（《三朝北盟汇编》）由此可见，古时卢沟桥一带的水较大。在辽及金初，卢沟桥采用的是临时性木桥或浮桥，屡毁屡修，没有建成永久性的桥梁。
卢沟桥的历史始于金代。由金中都南下中原必取道于此，然而出中都城就遇到永定河阻拦。卢沟桥最初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到清朝康熙年间毁于洪水。现在的卢沟桥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的，因此，通常所说的卢沟桥有八百余年历史，是把新旧两个桥的时间算在一起，眼前这座康熙年间重建的卢沟桥，只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据说，光绪皇帝驾崩的时候（1908年），他的棺椁运往河北易县的西陵，途经卢沟桥，由于桥面较窄，只好将桥两旁的石栏临时拆除，在两侧搭建木桥通过，事后又将石栏照原样恢复。
桥头北侧碑亭内，立有乾隆御笔“卢沟晓月”汉白玉碑，“卢沟晓月”乃“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桥昔日作为离京送别之地，留下了不少文人墨客的诗篇和故事，如金人赵秉文有“落日卢沟沟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的诗句。元朝关汉卿被逐出大都，王实甫等人送行到此，于是有了诗和浪漫故事。可以设想，当年出京在此留宿的客人，一觉醒来，启程上桥，举头遥望，但见斜月低垂，晨霭苍茫，西山诸峰轻烟笼罩，古桑干河晓雾蒙蒙，“卢沟桥上月如霜”，远山近水映衬，明月虹桥相映，那该是一幅多美的月色迷离的画境啊！只是如今这些关于人与桥的名篇佳作及“卢沟晓月”的美景，已被作为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标志湮没了，卢沟桥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一场伟大战争独特见证者的历史角色，把人们的情感与民族、与祖国、与崇高精神等紧紧联系在一起。
桥对当地人是免费开放的，陆续有附近的村民匆匆走过，他们无意观赏精美的石狮，对他们来说这些再熟悉不过了，一张张脸上充满阳光，一派祥和的气象，让人很难联想到这里曾有过悲伤而沉重的过去。
（二）
站在桥上，眺望宛平城，我不由想起七十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日本华北驻屯军在紧靠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时，以清水节郎中队的一个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为由，要求进城搜查，实为该士兵因拉肚子解手“失踪”了20分钟，归队后却隐而不报。再说，日军在城外演习，“失踪”士兵怎么会跑到城内来？为了挑起战争，日军不惜寻找各种借口蓄意挑衅，让29军爱国将士忍无可忍，双方终于擦抢走火，点燃了战火。
多年来，关于在卢沟桥事变中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直到今天，不少日本右翼分子，也包括部分日本学者不承认“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有计划、有预谋制造的全面侵略中国的事件的观点，而坚持“卢沟桥事变”的“偶发说”。他们宣扬是中国军队开了第一枪，说日军是被中国人内部的阴谋拉进来的，并不是有意要打这一仗。更具体点说，就是“共产党策划卢沟桥事变”，说是共产党在卢沟桥挑动日军和国民党军开战，自己好从中渔利。
那么，“共产党”是怎么“策划卢沟桥事变”的呢？照日本所谓正规历史学家的说法是：刘少奇带着学生在中日两军间点鞭炮，引发双方误会而开战。当然，日本人这么说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他们的“根据”就是抗战中边区编的一本叫《战士政治读本》的小册子，因为书里有一个故事讲：“七七事变”时，刘少奇曾在卢沟桥参加打日本。且不说刘少奇这一年5月就已经回到了延安，不可能分身别处，再说，世界军事史上也没有用鞭炮引发战争的先例。至于那本小册子，不过是有人编故事用来鼓舞人心而己，怎么可以据此做出如此荒唐的推论呢？
近年来有些日本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研究论证”“卢沟桥事变”不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侵略战争的发端，而是一个“偶发性”的事变。如北昭博的《日中战争》一书，所引用的历史资料全部是日本海军作战部从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期间发布的作战命令和其他一些有关文件。作者声称，他是从“战争法”的法律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以后，得出了“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完全是一个“偶发的”、“孤立的”历史事件，根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爆发的标志”。
客观地说，当年日本政界要人不急于打这场战争，而让日本少壮派军人牵了鼻子走倒有些可能。当时，日本少壮派军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制造第二个柳条湖事件。日本国内一些政界要人，不希望看到事态迅速恶化，不断派人来北平打探消息。然而，由于一些别有用心人的挑唆和有意隐瞒真相，致使日本国内政要对于北平事态抱以乐观情绪，而没有对华北少壮派的激进行动作出阻拦。实际上，事变之初，中国守军所带子弹经查不少一发。指挥向中国守军打响第一枪的直接祸首是森田彻中佐，他充当了以演习为名秘密调动军队、直接部署制造事变的重要角色，又充当急先锋指挥所属部队猖狂地向中国守军进攻。事变后，森田彻因直接指挥挑起事变和进攻宛平、南苑作战“有功”，获得了裕仁天皇亲授的金鹰****勋章，随即晋升大佐，不久就调至日本关东军任第七国境守备队联队长。三年后他自己最终碎尸于苏军坦克的碾压之下。
（一）
汽车出京城向西南行驶约十多公里，一座小小的古城池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宛平城。车从城南绕过，径直驶向卢沟桥，但见城墙上有多处坑坑洞洞，标牌显示那是“七七事变”时日军留下的弹痕。车停在了桥东城门前面，这里由多组雕塑构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广场。远远望去，一座长长的联拱石桥座落在宽阔的河道上，气势如虹，显得十分安祥、恬静而又富有活力。
来到桥上，金色的阳光洒满了桥面，桥身的石雕护栏古色古香，柱头刻莲座，座下为荷叶墩。令人惊叹的是望柱顶上的石狮子，个个雕刻精美，神态活现，让人想到著名建筑学家罗哲文在《名闻中外的卢沟桥》一文中对石狮子的描绘：“……有的昂首挺胸，仰望云天；有的双目凝神，注视桥面；有的侧身转首，两两相对，好像在交谈；有的在抚育狮儿，好像在轻轻呼唤；桥南边东部有一只石狮，高竖起一只耳朵，好似在倾听着桥下潺潺的流水和过往行人的说话……真是千姿百态，神情活现。”
明代《帝京景物略》有卢沟桥的石狮“数之辄不尽”的记载，并出现一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不清”。果然，那小狮子有的偎依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狡黠的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只露出半个小脑袋；还有的大概太淘气了，被大狮子用爪子按在地上……这些石狮大的有几十厘米高，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数来很容易漏掉。1962年有关部门专门派人逐个编号登记，清点出大小石狮子485个，而在1979年的复查中，又发现了17个，这样，石狮子的总数应为502个。从石狮的选料、刀工及风格上不难看出，现存的石狮并非同一时期雕刻的，这些石狮多为明清之物，也有少量的金元遗存。
让我感慨的还有那桥面上凸凹不平的石板。宽敞的桥面向远方伸展而去，厚厚的石板经长年的车碾马踏，已磨出两道光滑凹陷的深沟。雨后的桥面积了些雨水，存于石板的凹陷处，在斜阳的金辉中反射着耀眼的光，让人感受到卢沟桥的古老与沧桑。
远在战国时期，卢沟桥一带就是燕蓟地区通往华北平原的要津。穿过太行山脉流经这里的永定河，古称“桑干河”，因带来黄土高原的大量泥沙而又称“浑河”、“小黄河”，因水势汹涌、经常改道又称“无定河”。到金代，以河水浑浊色暗得名“卢沟河”（“卢”有黑色之意）。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在整修了卢沟河的河道、河堤之后，改名为“永定河”。卢沟桥渡口在石桥未建成以前，已出现了桥梁，史书有载：“卢沟河，水极湍激，燕人每候水浅，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近年，都水监辄于此河两岸造浮梁。”（《宣和乙已奉使行程录》）“宣和五年二月一日乙酉朔，金人遣赵良嗣过卢沟河，即焚桥梁次舍。”（《三朝北盟汇编》）由此可见，古时卢沟桥一带的水较大。在辽及金初，卢沟桥采用的是临时性木桥或浮桥，屡毁屡修，没有建成永久性的桥梁。
卢沟桥的历史始于金代。由金中都南下中原必取道于此，然而出中都城就遇到永定河阻拦。卢沟桥最初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到清朝康熙年间毁于洪水。现在的卢沟桥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的，因此，通常所说的卢沟桥有八百余年历史，是把新旧两个桥的时间算在一起，眼前这座康熙年间重建的卢沟桥，只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据说，光绪皇帝驾崩的时候（1908年），他的棺椁运往河北易县的西陵，途经卢沟桥，由于桥面较窄，只好将桥两旁的石栏临时拆除，在两侧搭建木桥通过，事后又将石栏照原样恢复。
桥头北侧碑亭内，立有乾隆御笔“卢沟晓月”汉白玉碑，“卢沟晓月”乃“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桥昔日作为离京送别之地，留下了不少文人墨客的诗篇和故事，如金人赵秉文有“落日卢沟沟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的诗句。元朝关汉卿被逐出大都，王实甫等人送行到此，于是有了诗和浪漫故事。可以设想，当年出京在此留宿的客人，一觉醒来，启程上桥，举头遥望，但见斜月低垂，晨霭苍茫，西山诸峰轻烟笼罩，古桑干河晓雾蒙蒙，“卢沟桥上月如霜”，远山近水映衬，明月虹桥相映，那该是一幅多美的月色迷离的画境啊！只是如今这些关于人与桥的名篇佳作及“卢沟晓月”的美景，已被作为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标志湮没了，卢沟桥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一场伟大战争独特见证者的历史角色，把人们的情感与民族、与祖国、与崇高精神等紧紧联系在一起。
桥对当地人是免费开放的，陆续有附近的村民匆匆走过，他们无意观赏精美的石狮，对他们来说这些再熟悉不过了，一张张脸上充满阳光，一派祥和的气象，让人很难联想到这里曾有过悲伤而沉重的过去。
（二）
站在桥上，眺望宛平城，我不由想起七十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日本华北驻屯军在紧靠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时，以清水节郎中队的一个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为由，要求进城搜查，实为该士兵因拉肚子解手“失踪”了20分钟，归队后却隐而不报。再说，日军在城外演习，“失踪”士兵怎么会跑到城内来？为了挑起战争，日军不惜寻找各种借口蓄意挑衅，让29军爱国将士忍无可忍，双方终于擦抢走火，点燃了战火。
多年来，关于在卢沟桥事变中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直到今天，不少日本右翼分子，也包括部分日本学者不承认“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有计划、有预谋制造的全面侵略中国的事件的观点，而坚持“卢沟桥事变”的“偶发说”。他们宣扬是中国军队开了第一枪，说日军是被中国人内部的阴谋拉进来的，并不是有意要打这一仗。更具体点说，就是“共产党策划卢沟桥事变”，说是共产党在卢沟桥挑动日军和国民党军开战，自己好从中渔利。
那么，“共产党”是怎么“策划卢沟桥事变”的呢？照日本所谓正规历史学家的说法是：刘少奇带着学生在中日两军间点鞭炮，引发双方误会而开战。当然，日本人这么说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他们的“根据”就是抗战中边区编的一本叫《战士政治读本》的小册子，因为书里有一个故事讲：“七七事变”时，刘少奇曾在卢沟桥参加打日本。且不说刘少奇这一年5月就已经回到了延安，不可能分身别处，再说，世界军事史上也没有用鞭炮引发战争的先例。至于那本小册子，不过是有人编故事用来鼓舞人心而己，怎么可以据此做出如此荒唐的推论呢？
近年来有些日本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研究论证”“卢沟桥事变”不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侵略战争的发端，而是一个“偶发性”的事变。如北昭博的《日中战争》一书，所引用的历史资料全部是日本海军作战部从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期间发布的作战命令和其他一些有关文件。作者声称，他是从“战争法”的法律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以后，得出了“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完全是一个“偶发的”、“孤立的”历史事件，根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爆发的标志”。
客观地说，当年日本政界要人不急于打这场战争，而让日本少壮派军人牵了鼻子走倒有些可能。当时，日本少壮派军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制造第二个柳条湖事件。日本国内一些政界要人，不希望看到事态迅速恶化，不断派人来北平打探消息。然而，由于一些别有用心人的挑唆和有意隐瞒真相，致使日本国内政要对于北平事态抱以乐观情绪，而没有对华北少壮派的激进行动作出阻拦。实际上，事变之初，中国守军所带子弹经查不少一发。指挥向中国守军打响第一枪的直接祸首是森田彻中佐，他充当了以演习为名秘密调动军队、直接部署制造事变的重要角色，又充当急先锋指挥所属部队猖狂地向中国守军进攻。事变后，森田彻因直接指挥挑起事变和进攻宛平、南苑作战“有功”，获得了裕仁天皇亲授的金鹰****勋章，随即晋升大佐，不久就调至日本关东军任第七国境守备队联队长。三年后他自己最终碎尸于苏军坦克的碾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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