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是不是“魔鬼”？　文 / 宋显仁

　　天王洪秀全太平天国（其中“国”原作“囯”，“天”字的两横上长下短，1851年—1864年）是中国清朝后期，由洪秀全（称号“天王”）所建立的政权，前身为1843年创立之“拜上帝会”。1851年成立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天京（今南京），曾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至1864年天京陷落止，计存在14年。太平军在全盛时期的兵力超过一百万人（包括女兵十余万人）。有人估计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约两千万人丧生。现代有人估计1850年的中国人口大约有4.1亿人，经过太平天国、捻军及回族等起事后，到1873年人口下降至大约3.5亿人。太平天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特例，例如以西方宗教名义组织势力，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认定之“中国农民起义”且“第一次遭到中外势力共同镇压”。清朝入关后强令剃发易服，太平军因拒绝此俗，亦被清廷称作“长毛”、“长毛贼”、“发贼”、“发逆”；因为太平军起自广西，以两广人为主，故清廷称其为“粤匪”（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它建立了政权，颂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坚持战斗14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先后攻取600多座城市。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让我们来看一下革命导师、政治家或学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评价。看一看洪秀全是不是魔鬼。　　
　　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文章一共有7篇，其中有6篇写于1853～1858年，而最后一篇写于1862年，距第一篇已经九年多。前6篇都是肯定“太平天国”的。1853年5月20日，即“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两年零四个月，他就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热情地肯定了它的革命性质，说：“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1856年10月17日，他在《欧洲的金融危机》（又名《货币流通史片段》）中，又一次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起义”。接着，他又在1857年3月2日写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中，重申了起义的观点，说中国产茶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同月22日，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里，对“太平天国”他说是“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1858年9月3日，在《鸦片贸易史》中，他重申“鸦片战争”“使中国发生起义”的看法。而在该年9月10日的《英中条约》中，他再次强调了“太平天国”是“中国革命”的说法。就在马克思热情肯定“太平天国”的同时，与他并肩战斗的另一位大胡子老人恩格斯，也发表文章支持。他于1857年6月5日发表的《波斯和中国》，说“太平天国”造反是“大起义”。而同年7月4日写的《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又说：“长期以来，南京及其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在起义者的手里，而且起义者的一个或几个领袖都以南京为自己的大本营。”1862年6月，马克思在最后一次涉及“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国纪事》（注：马克思：《中国事件》，《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口气就完全不一样了。文章开头他就说：“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的色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并一针见血地说：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经过一番分析后，老人家总结性地指出：“显然，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而“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到后期，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已经清楚显示跟清帝国是没有什么差别了。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太平天国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推崇到批判的过程。仔细翻阅孙中山先生的著述，不难发现他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目的。1902年，孙嘱刘成禺撰《太平天国战史》，欲使“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8－259页，以下简称《全集》)；其目的是要利用其书作为“吾党宣传排满的好资料”(《全集》第1卷第217页)，“扬汉之武功”，“俾读者识……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全集》第一卷第258－259页)。应当说，孙当时鼓吹太平天国，对当时之革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作为革命家，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消灭私有制”是给予很高的评价的。孙中山曾多次说过“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度……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今日之均产主义。”(《选集》上，第439页)“至于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实行，且其功效较俄国尤大……”(甘乃光《中山全集(分类索引)》第1026页)。孙中山还说：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是太平天国土地平均的继承，“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创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选集》上，第439页)1905年以后，孙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在赞扬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其不足。他认为，太平天国“只以驱除鞑虏自任，此外无所转移”(《孙中山选集》上，第65页。以下简称《选集》)。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1912年4月，孙于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在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又说：“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选集》上，第84页)此时，袁世凯已为临时大总统，北洋军阀专制统治正在实施，孙于此时断言太平天国之革命“不能算成功”，是哀其古人，亦痛辛亥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之今也。1924年，孙在阐扬三民主义理论时，对太平天国的失败教训又一次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认为，太平天国“不懂外交”、“不北伐”、“读书人不赞成”、“大家想做皇帝”，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们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则是失败的“最大的原因”(《全集》第9卷第269页)。他深刻地指出：“太平天国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孙中山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来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不管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9页有文如此：“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从毛泽东的这句话中，可以得知他始终把太平天国运动看成是正义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在1958年读《张鲁传》时写的批语上说：张鲁的五斗米教“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可见毛泽东对太平天国十分推崇。毛泽东在中国实践了在农村消灭私有制的革命，推广人民公社制度。毛泽东也曾谈到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有下列几种：一是斗争手段错了。“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第100页，1983年版)二是两权对立。“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第3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三是骄傲。1944年11月，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告诫全党以洪秀全失败的历史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902页)。在这一点上，他看得很远。　　
　　孙中山、毛泽东毕竟是政治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们虽然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相当的研究，也有过精辟的论断与卓见，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他们是从政治的角度审视历史的，同时他们也有他们的时代局限。比如，他们所看到的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和研究论著，未见得比我们今天的专家、学者多，孙中山就没有读过《天朝田亩制度》，毛泽东也无法看到《太平天国资料续编》。作为一代伟人，他们对太平天国的评论中的若干真知卓见至今仍有巨大意义，但也有一些论述在今天看来是不够科学和有欠准确的。这些不够科学、有欠准确的论述，不应该还束缚、制约着我们今人的思考和判断。毫无疑问，太平天国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进步的表征底下存在理性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的为所欲为，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国对固有传统文化完全推倒，对传统知识分子仇视。洪秀全诸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仅有一次。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由“保皇”到“改良”的大智者梁启超，最能戮破太平天国的画皮：“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与梁氏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榘甲，虽然力主反满，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明确指出：“（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即使写《革命军》的激进派邹容，从来是“反满复汉”，他也认定：“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杀汉，山尸血海，所保者满人……”民智初发之后，大儒钱穆先生讲：“……他们（太平天国）只知援用西方耶教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语鞭辟入理。总的来说，太平天国评介可以说是分歧巨大，太平天国史学家罗尔纲和简又文等人正面评价太平天国对后世革命的影响和意义，但郭廷以等史家却抨击太平军领导人的残暴反动本质。例如胡适看到罗尔纲写的第一本书《太平天国史纲》后，愤愤然指责书上“专门表扬太平天国”为不当。照他看来，“太平天国之乱”，使中国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是应该谴责的。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史学界近年来也有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重新评价的声音。虽然中国教科书上依旧正面评价太平天国为主，但是近年来夏春涛等现代大陆学者开始负面评价太平天国，批评太平天国欺骗、落后、残暴。批评强调太平天国对中国社会的巨大破坏性，激烈的批评甚至认为是典型的邪教叛乱。其教义、教规、戒律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导致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
　　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几十年，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对马克思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一叶障目，他们在太平天国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纂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的“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笔记内容，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其治学严谨程度还不如显然民国初期的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