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题记】此篇是野种系列之一。许多话题在以前不少相关文字已有论述，这里便不再多议，直接进入本主题罢。
人，有三个生存的层面，即是兽性、人性与神性，或者是三者间杂及浑然合一。换一句话说，兽——人——神也可以对应表述为动物性——社会属性——信仰。形而下的文化及政治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缺乏的是神性，禁锢自由的“规则”及“潜规则”很多，又由于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与敬畏之心，因而经常走进丛林，尽情地扮演人与兽的混合物。
当权者是这样，普通人也是这样。由于信仰的缺失，整体文化只处在兽与人的低层面上维系与运行；缺乏神性的光芒，因此也导致社会基本缺乏敬畏之心。这在近代以来尤其明显。“五四”打倒孔家店，意在救过图强，寻找出路，本身却非常浮躁，不但提不出能够全面取代或超越孔家店的基本价值观，而且过于急功近利，因此反而在儒学道德伦理体系在遭到摧毁以及知识分子逐渐边缘化之后，何止是文人相轻的现象趋向严重，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伴随着不间断上演不可胜数的内斗与倾轧，一起逐渐丧失了起码的底线，甚至**裸去演绎动物界法则，非是偶然。这样，流氓化倾向于是愈演愈烈，于今为盛。
然而，也有许多人并不甘于束缚在“规则”之内，比如在个性独立思想自由方向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嵇康、祢衡等人，譬如庄子，虽然没有嵇康、祢衡那样无畏地洒向朝廷的脾气，然而在他温和飘逸的方式处理下，一样看不起这个**裸倾轧的丛林，哪怕它披着华丽的盛装。据个例子。庄子路过某地，去见他的一个在当地当官的朋友。那个朋友知道庄子水平比自己高很多，担心他要来抢自己的饭碗，见到庄子的时候，神色非常紧张。庄子看见他那个傻样，哈哈大笑，便给他说了一个故事。庄子说啊，南方有一种鸟，叫做鹓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大约就是凤凰），它从南海飞到北海，飘然如风。那时的地上有一只鸟，叫做鸱的（猫头鹰），捕捉到一个死老鼠，看见凤凰从天上飞来，吓得大惊失色，以为人家是来抢它的死老鼠的，就仰头对凤凰凶狠地“吓”了一声。凤凰看见猫头鹰那副蠢样，就说：“谁想要你的死老鼠啦，知道么，我啊，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不是你这些笨蛋所能理解的。哈哈哈！”
所谓文化，其实就是荣格提出的观点，即文化的最后产品是人格。如果文化不具体落到具体人的身上，不过是披在身上的装饰品而已，即使再华丽，也与人格无关。所谓野种，就是这样一些真正将文化与肉身浑然结合在一体的人，他们所具有的独立的人格与精神，必然决定他们与动物界丛林价值观格格不入，绝不会苟合。因而在每一个朝代，虽然生存在文化丛林里，却从不缺乏有具有血性的、独立思想的人站出来，尽管不多，却敢于大胆质疑丛林的价值，反抗丛林的吞噬。譬如明代的李贽就敢以儒学的“异端”自居，主张“绝假还真”，显示了可贵的叛逆与骨气；譬如到了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他们思考便已经有了更多叛逆和理性；一直延续到鲁迅、胡适、储安平、顾准、王小波、北岛、海子、陈丹青等，这是孤傲而高贵的、血性而富有质感的生命，依然在流淌着充盈着野种血脉的思想与行动，从来没停止过去努力挣脱与突破。他们用生命去追求的，是人自身本应拥有的更高层面的生存与价值。
一个真正能进入自我的人，才能进入世界。换言之，一个越是自我的人，也就活出了诗意和哲学，也就更接近自由的境界，也会更加无所畏惧。这样的生命是富有质感的。这有时代的因素，但根本上还是人自身与文化关系的性质使然。当然，在向着遥远彼岸自由行进过程中，冰冷的、孤独的与幻灭的感觉难以避免会随时袭来，也都从属于野种无法摆脱的宿命，无人能例外。
区别在于，具体落到不同的人身上，不过是如何去对待这种宿命，采取何种态度而已。苏格拉底是个豁达之人，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说除了明白自己一无所知以外，不可能知道更多别的了（大意）。这是他的智慧。牛顿如何，尽管写了6000多页手稿，在关于宇宙起源问题上，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认定那是神作了第一推动力；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作过如此的挣扎，黑格尔提出的绝对理念也是这种努力，结果如何，完全不可能在逻辑上给予自己任何最终的认识。尼采够狂的吧，要重估一切价值，喊出上帝死了的声音，继而制造出他心目中的超人形象，结果如何，那是更加绝望！为什么绝望？因为他企图去打倒上帝，作了无数努力，最后却发现他自己制造出的超人竟然闪现出越来越多的上帝的色彩，就是说自己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尼采要去打倒的原来只不过是自己，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完全不可能接受这种结果，必然疯狂，没有其他结局。当代的霍金，企图以通过理论物理与量子物理的途径去窥视上帝的面目，结果只能认输。然而，对于野种而言，宁做痛苦的人，也不愿成为幸福的猪，哪怕成为那个古希腊神话里那个可怜亦复悲壮的西西弗——用传统的话语来说，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或者用歌德的话来说，就是去做一个在暴风雨中浪游的人——宁愿承受深沉的痛苦，也不屑于去品尝浅薄的幸福。
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归根结底，都属于自由选择问题，只能是自己赋予自身。有的人，无论如何，都要选择自己的方向，哪怕你追逐的全是唯物化的目标，哪怕你选择爬行，都是自身的自由。然而作为一个野种，宿命也罢，追求的是看不见的神也罢，尽管人们看不到祂的身影，祂依然在宇宙最深沉的地方牵引着寻找着祂的人，不但让人的身体直立行走，也让人的心灵高高站立。这样的人，怎么还可能去葡伏爬行呢！
在这个意义上提到胡适，问题或许有些复杂。诚然，与鲁迅相比，胡适至少在性格上缺乏斗争的坚决性，也就是说，在某些事情的具体处理方式上，胡适缺乏那种明显浸透在鲁迅身上的硬骨头精神。譬如，当年胡适在《新月》月刊发起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时，不久遭到蒋政权的打压。胡适的处理办法是怎么样的呢？是通过陈布雷向蒋说项，让《新月》能够继续出版，体现出了某种程度上妥协的姿态。然而，纵观其一生，无论言论还是思想学术行为，都基本遵从其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及“言必有征”的独立自由的治学方法，而不屈从政权的需要，这些都是作为一个野种的必要素质。胡适的许多见解不一定见得有多么深刻，多么高明，但在那个年代，基本能保持独立思考，与独立批判，争取说话的自由，宽容的不同意见，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这个男人的骨气是从内往外散发出来的，温和而骄傲，宽容而坚定，儒雅的气质之中，又掩不尽其极为独立的思想个性。当后来鲁迅遭到陈西滢等人的攻击污蔑时，胡适却站出来说：“凡论一人，总需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再后来，鲁迅刚去世不久，苏雪林发文大骂鲁迅，言辞非常凶狠，并写信给胡适，希望他能够站出来领军反对鲁迅，胡适拒绝了。那么，胡适是个和事佬么？不然。胡适一向的观点是，譬如关于政治体制方面，他认为，看一个社会是不是民主社会，首先要看他是否能容忍异己分子。这样的观点，胡适一向是做到的，不仅仅是面对鲁迅。这就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李慎之曾说一句话：“２０世纪是鲁迅的世纪，２１世纪是胡适的世纪。”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其实很微妙，隐含着中国新文化的主线，即在西学东渐的时期，在全球化过程中，预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路向及两种主要选择。虽然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但不妨可以让人思考。
因而我要说，嵇康与庄子，鲁迅与胡适，顾准与王小波，或海子与陈丹青之不同，不是他们在个性的精神气质上具有本质的不同，而是他们所处的环境，所要面对的对象，具体追求的方向不同，故而由此而来这种气质因所投向的对象内容有别，必然造成折射的光芒不一样。也就是说，嵇康与庄子，鲁迅与胡适，或海子与陈丹青，他们在各自现实立足点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但彼此的立身精神气质，本质是一致的。
真正的野种，勿论穷达，永远都会挺直自己的脊梁，并寻求超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