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989年的学诗和接近海子》是诗人甘谷列先生写于1999年10月的一篇长文，这篇文章刊载在他自费编印的报纸《方法》总第11期上（2000年9月25日出版）。前些天甘谷列回老家时顺便找到我聊天，并赠送我几张《方法》，使我得以拜读到这篇文章。
诗人在文章中说到他1989年的一次学诗经历。他说他抱着试一试的念头，寄去了18元钱，参加了苏州中学生作文讲习所的函授。在这一年的函授中，他交过一次作业，他给函授老师寄去了11首“诗”，并附上一封求教信。信写得极虔诚，“指导老师：您的文学弟子甘谷列拜见尊师！尊师在上，弟子未知尊师姓名，恕罪则个！不日的将来，也许天赐奇缘，尚能见面；不然，岂不遗憾终生？弟子先自报门户学历吧。弟子自上文坛，尚无门无户，无学无历。履室无门，入殿无户，尚属门外汉也。但今日少年，潜心文章，他年成器，尚未可知。弟子学有未达，却强以为知；理有未安，却罔以臆度；尚希尊师大开法眼，明察秋毫，惜而教之……”甘谷列后来去学历史，是否命中注定呢？读他的文章，我感受到他的真诚，也感觉到他好象有些许文人的迂腐。做为一个诗歌爱好者，甘谷列在信中列了十个相关的问题，说是“恭请尊师指教”。其中第十个问题是“诗歌是否有用？我有没有写诗的底子和能力？我迫切需要知道我的底子如何。”
一个叫龚跃进的指导老师给甘谷列作了答复。他说，“对于诗歌是否有用，我与你似有同感。现在搞诗歌创作，只能是，读者是不多的。写诗、读诗只是诗歌写作圈子里的人的事。我就是跳出诗歌圈子的人，不再写诗了，搞其他写作。从你提的问题及信中对诗歌的观点看，你对诗歌创作有一定的知识，有些观点与我相同，说明你有写诗的底子。但我劝你还是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写诗上。你想想，现在写诗的有几个人能成名成家、搞专业创作的？写诗是难成才的，成了才也派不上用场。哪个单位需要一个诗人去工作？学生，写诗自我消遣也未偿不可。你最好还是学写新闻、议论文，成才的希望大，用场也大……”
我觉得，这个龚跃进差不多二十年前的说法现在看来是有远见的。拿我本人来说，写诗可能比甘谷列还早一些，可又有什么用？我在近日的一篇文章里也说过，“写诗其实没有多大的作用，不能当饭吃，也不会为我换来什么名声……写诗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躲避或抗衡。我时而从容、平和、宁静，时而不安、躁动、直至愤慨。写诗就是我倾听内心的鸣响、或倾诉内心的善怒哀乐。”（见拙作《对写诗的一些“说法”》）正如龚跃进先生所说的，“自我欣赏，自我消遣”，如此而已。在八十年代末，那时候还不是完全物质化的年代，还不是纯娱乐的年代，在我记忆里，校园的树叶飘下来还能砸中一个诗人，而龚跃进那时候就称“写诗、读诗只是诗歌写作圈子里的人的事”，他的思想也的确比我们进步一些。这些年，诗歌式微，谁能否认？例外的仅有今年的汶川大地震一度引发诗歌的创作热潮，诗歌好像又回到大众的视野，这其中情感的喷发，平常间流连于诗歌的诗人似乎比不上普通的网民。怪哉！
龚跃进先生说，写诗的有几个人能成名成家、搞专业创作的？我觉得，很多人写诗并非要“成名成家”，纯属爱好而已。但龚跃进先生可能想不到，今天网络时代写诗却容易“成名成家”，比如，你找几个友仔拉个山头，扯个大旗，是可以“成名”的；你大胆地量出你的****或露出你的玉洞也是可以“成名”的；你找个三流吹鼓手昏头暗地吹捧一下，你即使只会写几句空洞无物的诗句，也是可以“成名”的；甚至，在所谓的诗会上、在大庭广众之下，你脱下你的裤子，你也是可以“成名”的，去年不是有一个叫苏菲舒的诗人如此吗？甚至，你在别的诗人自杀的时候，你在一旁装死，也是可以“成名”的，去年诗人余地自杀时，不是也有人一个叫杨钊的诗歌作者装死搏成名吗？当然，这样的“成名”毫无意义，“徒增笑耳”。也有一种无意中的“成名”，连作者可能都想不到，比如“梨花教主”赵丽华，恶搞之前圈子外有几个人知道她这个“国家级诗人”。又比如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为地震中遇难者代言说，“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奇文也，这种自以为是的想当然，也让他实实在在成了“名”。
龚跃进先生说，写诗是难成才的，成了才也派不上用场。这个说法也有道理。你无法靠写诗吃饭，那样毫无疑问会饿死，除非你是体制内诗刊物的编辑。成名如食指又怎样？如海子又怎样？要用苦难甚至生命来实践诗的理想？写诗成了才，也的确派不上用场。拿高考来说，很多地方就规定“诗歌除外”。拿招聘广告来说，也未见有招诗人的。正如龚跃进先生说的，哪个单位需要一个诗人去工作？笔者曾参与过几次招聘，见过两个刚毕业的诗歌青年。合议时，对那个男的，同事说，写诗？幻想里生活的人？我们要投身到火热生活中去的人不更好？！写诗？感性的人？我们要更理智的人不更好？！写诗？忧心忡忡的人？我们要开朗活泼的人不更好？！对那个女的，同事说，外表形象好，就不管她写不写诗了。这个同事不知道我也写诗，他要是知道的话，他看我的目光是否会变呢？生活中，有人把诗人当疯子来看，已不奇怪。实际上，很多诗人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学生、教师、打工仔或公务员等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是家庭里的儿女、父母亲，平平凡凡，如此而已。诗人中的一些疯子出格的表现，才影响了诗人的整体形象。
写诗也的确没有多大的作用，弄不好就会被恶搞。比如甘谷列去年就遭受了一次。那是在贵州独山县举办的“地域·夹缝岩诗会”上，甘谷列即兴写了一首无题诗：“趁着落山赶来/万山丛中只有我们三人/一匹马是我们的向导/代云在我后面/子兵在我前面/这些是谁的山/现在是我们的山了/是我们三个人的山/在日没之前/我们来到了夹缝岩”“这诗实在平庸得叫人无话可说，而他又不断地阐释这首其实不需要阐释的作品”（梦亦非：《诗歌无罪，恶搞有理——梨花体之后首次诗坛内部的恶搞》）于是，与会诗人一致同意评出“2007中国诗歌贡献奖”授予给甘谷列，奖品有一平方公里的山林、一条溪流、5000元奖金（实际情况是，山林、溪流让甘谷列随意参观，有乾坤大挪移的本事也可带走，奖金是假发，真发的是一毛硬币。）据说让恶搞者收获到无限快感的是，甘谷列那么认真地写了答谢词，“……今年是中国新诗诞生90周年，在这个时候得到这个奖，对我来说就像我来到这里一样偶然。但我既然来到了，它就是必然的。我们所有的作品都得面向时间和存在、并在时间中接受考验……关于我个人是否该配得上这个奖，时间自会给我们公正的评价。这一个奖朴实无华，它来自于民间，看重的是发现和艺术，那我也把它归之于民间，奉献于艺术，因此我决定将此奖的5000元奖金全部损献给地域工作室，以作为今后开展相关文学活动的资金”。前些天见到甘谷列的时候，我曾经轻描淡写问及恶搞之事，他说，他们借我老实来起哄，炒作自己而已。诗人刘春反对这样的恶搞，却“涉嫌”成为了“骨子里腐朽到发霉”的“诗歌伪（卫）道士”（见刘春：《我为什么反对“恶搞”甘谷列》）。看来，今日这鸟诗坛难以容得下“持不同政见”者。
接触到甘谷列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很沉迷于诗歌的人。他第一个“指导老师”龚跃进“不要写诗”的告诫他忘得一干二净。甘谷列说，1993年在大学里他“重逢”了海子，他明白海子为什么说“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这句话，他理解海子仿佛理解自己一般。我相信他的说法，尤其是看了《方法》的第13期《生命如此之轻——纪念谷务》之后就更相信。他的弟弟是在异乡意外死亡的。这使他极悲愤，他说，“我的弟弟在三水死了！/生命如此之轻！/我这个哥哥有什么用？/这个城市还是这个城市，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你给别人砌了一间又一间楼房/自己却没有安身之处——这就是命运/你在这个城市打了六年工/这个城市却不认识你这个陌生人！//……生活多么艰难，我们却要把活留给自己/这个世界，我们还要面对生命的沉重与艰难……”读来让人辛酸也无奈。生活那么艰辛，那么多变数，诗人不诗人又有什么用？从我和甘谷列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为诗歌付出了许多，诗歌滋润了他的灵魂，也让他在圈子里有些无用的名气，但是并没有改善他的生活和生存空间。
想起1989年的学诗和接近海子，甘谷列在文章写道，“……现在我坐在这偏僻的山居里，写着这篇文字，我身上笼罩着许多无形的黑暗。我不禁想起了许多往事，我再次感到了生命的痛苦。对于我而言，我已经饱尝了诗歌之苦，并且因为诗歌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太多的机遇，我不想再失去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我已经理解了诗歌的命运，也理解我的命运，身在文字之中的命运。然而，我要说：这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文章末尾，谷列说，“假如有一天我能够遇到中学时代那位不曾见过面的指导老师，不知他现在还反对现代诗歌吗？”照我的看法，龚跃进先生肯定会继续反对，因为现在比起二十年前，人们更现实。至于我为何也写些诗，那是因为我象甘谷列一样，不懂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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