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刻有一段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1945年写的短诗铭文，内容如下：
在德国，当初他们屠杀共产党时，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接着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杀工会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段话把说话与不说话的关系表达的极为深刻，也极为沉痛，他对二战中那些差不多集体沉默的“知识分子”的耻辱、教训与宿命论说的非常透彻。人们通常认为，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上似乎更有话语权，他们说出的话应该是纯粹的维护正义和内涵丰厚的社会良知，知识分子应该以个体的辉煌特立独行于自由的天空，他应该不为权力所折服，不为金钱所收买，不为统治者粉饰太平，他应该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把正义与信念惠顾于弱者的面前。
有几个典型的例子，可以看到真正的知识分子独立的品格。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所做的著名辩护，你可以看到一个不懂法律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靠什么再说话，他是靠良知、靠正义、靠理性再说话，他有一种对弱者最深沉的关怀，他不能容忍强权以法律的名义对弱者光明正大的侵害！1905年高尔基被沙皇俄国逮捕，即将被秘密审判，法国作家法朗士发表宣言，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一个月后，高尔基被释放，知识分子再一次展示了自己正义的情怀。面对国民党残酷的文化专制，鲁迅挺身而出，“怒向刀丛觅小诗”，为被强权所虐杀的“左联”五烈士鼓与呼，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对封建专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控诉，真正体现了一个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
那么，现在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吗？至少在中国，这个群体在整体的堕落，那些靠工厂制作、整体批发出来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他们被政治团体收买，成了制定“合理法律”，构筑“和谐社会”的说假话的既得利益者；成了为富人说话、替富人敛财提供一个又一个“合理说法”的逻辑推理者；成了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整天蜗居在书斋里的“自慰”者。我曾经希冀过，面对这十几年来一年比一年更严重的矿难，我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一个一个的站出来说话！不集体签名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督促政府有所为的行动！为什么没有“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的万丈豪情，为这个悲惨的社会现实去呐喊，奔走呼吁！他们不说话，他们保持沉默，当然，他们也别想希望让广大的老百姓到时候给他们说话。
士之无耻，是为国耻。知识分子整体的失语与堕落，是对国家、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总觉得这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从苦难中找回自己，而是一步步不可遏制的走向堕落。再看看他们是怎么说话的吧。山东的一个什么代表提议要把泰山改名为“国山”，河北的一个什么名人提议把“石家庄”，改名为什么什么，原因是它太难听，还有的为提高火车的票价而口水，为制定维护富人利益的法律而呼号……每当看到这些东西，我总是无语。就是白白的养了这么一大批“精英”呀，对那些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情闭口不言，却“不问苍生问鬼神”，净搞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玩意儿，这些“精英”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只有当统治者彻底明白最激烈反对你的人才是对你帮助最大的人这个道理时，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才可能形成吧，不然，我不给你说真话的权力，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便只好去帮闲了、去说假话了、去混口饭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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