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对历史上的重大错误进行反省，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事。德国对“二战”的反省程度远比日本要好得多，当日本人去参拜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靖国神社”，并把“侵入战争”改写成“进入”、“帮助事件”写进日本历史教材时，德国却早已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为了防止可能伤害其他曾遭受过法西斯侵入过的民族的感情，“对于法西斯的任何符号，都不可以随意把玩，”否则，就是违法。
然而，我们一方面谴责日本人篡改历史，不好好地汲取“二战”的教训，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对历史的“反省”却同样做得很不够。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创伤，如今却有人把这一创伤当成卖点。电影《五月八日》的广告招贴画，其主题却是“第一部揭露中国女性被奸杀的南京大屠杀电影。”为吸引顾客，北京有餐馆把服务员装扮成日本兵，广州有酒店把服务员装扮成汉奸（2002年12月12日的《南方周末》），他们难道也像那位曾穿日本军国主义国旗的女明星一样，在遭受舆论的谴责后，赶忙表示自己对历史的无知？还是早已心知肚明，只是惟利是图而已？不管怎样，这些做法都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情感，只不过他们除了遭受舆论的谴责外，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虽然在许多方面有所“反省”，但仍有欠缺，“文革”时期的许多极“左倾”的歌曲、言论，依旧在我们面前嘹亮地响起，同样也在伤害许多国人的情感。再说，“文革”的历史博物馆迟迟没有建立起来。魏明伦先生曾在《思辨的艺术》一文中写道：“凡是对血绕泪铸的历史悲剧讳莫如深，那就意味着将来还有‘好戏’看。”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官员的腐败就很严重，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县（处）级以上干部廉洁自立的规定：“1993年10月5日颁布了第一个五条，共计12个‘不准’，1994年2月25日颁布了第二个五条，共计十三个‘不准’，1994年10月14日颁布了六项补充规定，有六个‘不准’（1998年6月的《杂文选刊》）。”到如今，腐败现象依旧严重，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进行深刻的“反省”，老是从一些表面的现象去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得出的防腐办法自然也就隔靴搔痒，什么“高薪养廉”、什么“表彰贤内助”、什么“设立廉正账目”“廉正合同”“廉正档案”“廉正公交车”、什么“存款进行实名制”、什么“官员进行互调制”、什么“轿车不能超标”等等，都无法阻止腐败的滋生、蔓延。对于司法的腐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反省”，但我们更注重于表面上的“反省”，实质上的“反省”倒很少，正如一位法学家所说：“正义是需要包装，需要行头的，没有正义的形式，就很难有正义的内容。法官穿法袍、用法槌，恰如其分地界定了法官职业的极端特殊性，准确定位了法官职业的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的本质特征。”但是，“从2001年底最高人民法院面向全国征集统一的法桌、法椅、和法庭背景的设计，到今天法袍的穿着和法槌的举起，形式上的改革可谓紧锣密鼓、日新月异。”（2002年11月的《杂文月刊》）然而，如果不进行“司法的独立、权利的相互制约”，无论是官员的腐败还是司法的腐败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这才是应该“反省”到的实质问题。
除了对重大历史错误进行“反省”外，还应该对一些“辉煌”的业绩进行“反省”。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学的成绩可谓辉煌灿烂，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更是如此。然而，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的校庆上，“时任总务长的蒋梦麟大声疾呼：‘今日是本校25年的生日，是我们全体师生反省的日子。……教务长胡适也发表《回顾与反省》的文章，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从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童大焕先生的《最好的纪念是反思》）这种深刻的校庆“反省”与我们如今许多的“某某大庆”上截然不同，但它不仅没有玷污北大的声誉，反而更增添了北大的魅力。2000年的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参展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达到创记录的170个，同时投入的资金也是最多的，约47亿美元。”按我们常有的思维，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想，德国人为此该是多么的自豪，它将永远以辉煌的业绩载入德国的史册。然而，德国人却以务实的态度来“反省”这件事，因为2000年的世博会使德国亏损10亿美元，德国媒体称其为“德国历史上犯下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规划错误，一场灾难，一次世纪大惨败。”（2000年12月12日的《南方周末》）
德国人的深刻反省，尤其是对“二战”的反省，不仅没有玷污它的国际形象，也不会对它的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相反，它的国际形象更加光彩，经济实力更加壮大。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学到些什么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