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876年秋，黄遵宪在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举荐之下，受命于朝廷，担任驻日参赞一职。黄遵宪在驻日期间，“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日本人也“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户外履满，而君为之提倡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王韬《日本杂事诗序》）由此可见，黄遵宪在驻日期间颇得日本人的尊崇。因其身份和地位的特殊，以及黄遵宪本人良好的口碑和声望，这为他日后对日本历史和社会风貌的了解和研究，提供了不少的便利。经过一番悉心的搜集，两年之后，遂发凡起例，开始着手编制《日本国志》。但因其事务繁忙，直到1886年才完稿，“为类十二，为卷四十”，并书《日本国志叙》一文。
黄遵宪在该文中说道：“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析相同，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可不谓狭隘欤。”这话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上再去审视和思考这句话的内涵时，我们依然不得不佩服其的真知和灼见，不得不佩服其的眼光和气度，在黄遵宪的眼里，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凡事不可坐井观天，妄自尊大，一定要敞开胸怀，放眼世界，取人之长，克己之短，因为只有海纳百川，才能更见其精神和气势。
这也许就是黄遵宪编制《日本国志》的最初动机。
《日本国志后序》却是梁启赵先生为《日本国志》写的另外一篇序文。虽然这是一篇不足千字的文章，但写得却是字字珠玑，句句真情，读后让人警醒让人荡气回肠。序文中说：“日本立国二千年，无正史，私家纪述，秽杂不可理。”虽然如此，但是，“且夫日本古之弹丸，而今之雄国也。”并“一举而夺琉球，再举而割台湾。”梁启赵先生在文中并道出了其雄起的原因：“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三十年间”在这里应该是指日本的明治维新，而此间的国人呢？“此土学子，鼾睡未起，腼此异状，挢口纤舌，莫知其由。”寥寥数语，言简意赅。一番慷慨陈词里，却也能让人感觉到梁先生面对国家的山河破碎时的扼腕之痛；虽然话语里多少有点无奈和凄凉，却也能见梁先生的爱国心之深切。
文末，梁先生并为之呼告:“敢告读是书者，论其遇，审其志，知所戒备，因以为治，无使后世咨嗟而累欷也。”
然而，因种种因素，“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不流通……”直到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该书才得以刊行。“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顾犬补牢，未为迟矣。”在梁先生的眼里，《日本国志》也绝对是一本好书。
曾经沧海，世事如棋，历史也不复回到从前，今天的中国也不复是以前的中国，但这《日本国志》中的前后两篇序文，其中的观点和智慧，在今天看来，依然能让我们反省和警悟。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注重传统但并不固守传统的国家。纵观日本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是一个很善于吸取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一切优秀东西的国家，大化改新如是，明治维新如是，文字的体例如是。只要我们留心，我们还会发现，日本也决不是一个一味着排外的国家，哪象我们？清政府的一纸“闭关锁国”政策，竟也能将我们自己封闭了近两百年的时间。可以说，我们的那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老话，日本人比我们领悟得可要深切得多。
作为一个有13多亿人口的中国，虽然我们曾经拥有太多的文明，但那只是历史，我们不应该也没有理由把自己的历史当成今天骄傲的资本。面对历史，面对未来，我们一定要敞开胸襟，放下架子，从各个方面，积极而主动地学习世界上一切民族中一切优秀的东西，只有拿过来后才能拥有，只有拿过来后才能去创新。要知道，虚心求教并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永远的落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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