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健生他不愠不火，他从不生我的气，他还像刚才那样说话：我没说让你不去找钱，我是说，下个月开始我就做工了，我多少可以存点，我借给你，你就不用找外面借太多。我借，总比银行借好。
健生说他做工的事情，他爸在他上高三以后就开始帮他忙活，让他考过毕业试就去一个什么舅还是什么叔厂里出货，说好给他800一个月，做得好再升，这是很不错的待遇了。那阵子健生也偷偷问过我，说厂子里也要会计的，他可以让他爸再帮我说说，我拒绝了，就算不是剪线头，我也不想进厂。正因为我那时拒绝了，现在我也不想要他的钱，我本来可以和他拿一样的工资，我自己不要，这时候再要他帮我，怎么道理上自己说不服自己，但我心里好受多了，我说：这事再说吧，上大学不是小数目，我先去借，到时你有了，再借我拿去还，也一样。
这时健生有点悲戚了，他说，你走了，我觉得你就不再回来了。
我说：怎么会呢。
其实我怎么不知道健生喜欢我，可是他和我想的是不一样的，从小到大我总是这样觉得的。
我和健生都是从来不知道自己将来应该做什么的，我问过他，他也问过我，我们都是一片茫然，只是健生，如果让他进厂里，他也是没所谓愿意不愿意的，他说大家都一样，做工，做好了，就结婚，谁会想那么远啊。尽管他这么说，但我知道健生这已经是想得很远很远了，总比乡下和我们一样大的人从来都不想要好。那些人，好像都不在乎将来，至少我没听同龄的谁说过。家里会给他们安排好一切，谁家都会有那么几个富亲戚，而富亲戚都愿意聘叔伯的儿女来忙活生意，特别越是碰着钱的活儿，不是亲戚可放不下心。
其实健生和他们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我还是愿意和他说说话，怎么着，无论他同不同意我，他总是护着我，我喜欢这样，我自私。
三
我似乎应该说到在乡下写小说的事情了。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乡下写小说，那时他们都不管我写的叫小说，他们管它叫“作文”。我写小说的事情是很出名的，像曹丽梅那样来到我面前的人很多。
曹丽梅是另一个班的，我不认识她，但我们两个班在一起上体育。我体育很差很差，跑步不及格，跳远不及格，扔垒球不及格，仰卧起坐也不及格——我一个也做不出来，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一个也做不出来呢？每学期测验仰卧起坐我都用尽全力要起来，但一次也没起来过，我很用力很用力，有一次还挤出了一个屁，全班同学都笑了，我说的就是这一次的事情。测完以后还有两个字才下课，两个字就是十分钟，那是我们乡下的说法，这两个字里我坐在了操场边擦眼泪。我憋得满脸通红，我骂我怎么就起不来了呢？我真的用力了，看我连屁都放了，我起不来我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好笑的？
曹丽梅这时刚好经过，她拿了条汽水，那种两毛钱一条，塑料薄膜封着的有点甜味也有点塑胶味的没有汽的汽水，另一只手则捏了一包一毛钱的甜姜。她叼着汽水探身乜了我一眼，问：怎么啦？我低下头不想让她看见，也不答她的话。她很豪爽地把装着甜姜的透明袋子撕开递给我，说：吃姜吗？我心里不想要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又伸出了手，在那只小袋子里挖出一粒细细嗍着。曹丽梅见我吃了很得意，她在我身边坐下，说：听说你写作文很厉害，你教教我，我都不会写的。
这是我最早尝到的名利的甜头，一个不认识的女孩来到我面前，说我写得很厉害，还请我吃她的甜姜。后来曹丽梅上完初中没再上学，我大一那年，她嫁了，给我发了请帖，我在军训，没去。我们好过一些年，我高中以后开始和她少了往来，特别大学以后，依稀只见过几面。然而我渐渐更有名了，也渐渐忘却了我们的好。在高中，如日中天时的我，去到哪里，人家都窃窃私语，说这就是她了，老师老读她的作文。
理所当然这种有名只是在学校里的，在家里我是那个谁谁的女儿，他们叫我谁谁的妹，这是大人叫的。大人说，那个谁谁的妹真聪明啊，次次考试都拿第一！我很讨厌他们这样说，因为我事实一次第一也没有拿过，我多数是拿第二或者第三；另外他们老把测验说成考试也让我觉得很讨厌，连测验和考试都分不清楚，还要一定比我们懂得多的架势让人难以容忍。即使如此，大人的权威也是无法撼动的，如果我非要说，爸或者妈会瞪我一眼，说就你懂得多！接着别人会咧着嘴嘎嘎地笑，我的父母为了向对方表达他们是有教养的，则要把我狠狠地诋毁一番，说我就知道抓着书，就知道写，连饭也不会煮，没鬼用的！不客气的人听了可能会说，那早点嫁伊出去吧！爸妈往往回答说：当然，小学毕业就嫁了伊去！最后一起仰头嘎嘎地笑。
我认为他们那样的对话和笑是极其傻逼的。我一言不发地离开他们，踩着木梯爬上阁楼。天热的时候，木楼板被蒸出热气，我盘腿坐在上面，就着一张矮桌写字，汗一颗颗地冒，身体折叠起来的关节处滑滑溜溜的，握着笔的手濡湿，写下的字也一个个被浸得病恹恹，处处是咸咸涩涩的味道。
我写的和别人写的很不一样的，那时我就充满自信，别人都写自己打个篮球或者去超市买了个什么然后今天心情很高兴等等，而我写的是我脑子里构思的故事，有时文章里的我不是我而是一只小狗小猫之类的，在我身上种种奇迹像夏天的雷雨狂砸不已。然而我写的第一个故事不被看好，不被姓高的语文老师看好。放学后我在讲台上截住了他，把抄得很工整的作文本摊在了他面前。高老师把摘下了的眼镜重新戴上，他几乎是趴在讲台上看这个故事，右脚跟无所事事地从皮鞋里翘起，左右摇摆。一群平素吱吱喳喳的女生也围在讲台四面，从各个并不舒服的角度盯着我的本子。我心里想她们过于八卦了，我写故事关她们什么事呢？那个故事320格的本子我抄了四页，高老师翻了一页，一页又一页，我等着他赞许，他向来不吝于此，可是这次却很有保留，他说，这个写着就好，可是拿到外面去很难和别人争的。
这话我不信，回去后我就拿信封封了作文纸，端端正正贴上邮票，然后一笔一划地抄好地址，抄完还捏着报纸底角核对了三次，确认没有写错，才放进了爸搭在摩托车后座的邮袋里。
那会儿市里的师范学院刚出了一份报纸，4开大小，套红印刷，每个学生都得订。发下来的第一期很让我雀跃，但我那时还没有想到投稿的事情。想到投稿，和班里一个不学无术的男生有关。
说他不学无术，那是我的感觉，他整天邋里邋遢的，成绩很一般，但搞一些不正当的玩意儿，比如烤番薯、捉蜻蜓、胡侃“七二八八七九十”就很有一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在我家门口叫我的名字，我很惊奇：他怎么找我来了呢？
他交给我一只封好的信封，还有2毛钱是买邮票用的，他知道我爸是那个摩托车后挎着邮袋穿街过巷的派信佬。晚上我把信交给了爸，爸一边贴邮票着一边说：“投稿啊？……”我心想这个人能干什么好事情呢？我就说我不知道。
但事实证明他还真干了一件好事情，没多久他就收到了师范学院寄来的样刊和5块钱稿费，全校学生都在那一期的《小学生报》上读到了他写的那一道IQ题。班里立马有人叫嚣开了，说这不是他写的，这是抄来的云云……但无论怎么说，他出名了，他轰动了全校，所有人都知道了四年级有个男生在报纸上发了一道IQ题，他还收到了5块钱稿费——这在我们看来是很不错的收入，和中六合彩差不多的雀跃。
我捏着那张报纸默默坐着，我心里像堵了颗桃核，我才是班里最会写的，为什么就不是我拿这5块钱稿费呢？
为了证明这一点，为了获得这意味着荣誉的5块钱，我开始把我脑子里团团转的那些故事写出来。我想这是很容易的事情，我捏着指头算，2天应该就可以寄到，接着登上去，那边给我回个样刊和稿费大概也是2天，下星期我就可以收到了。那时我对邮政速度充满不可理喻的信心，对编辑出版印刷流程则是一无所知。然而高老师不幸言中，在我预定的时间里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事实在后来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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