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我想在乡下写小说，还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一
有关乡下，或者我可以说一说健生。
健生，是长怎么样的孩子呢？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一下子想到的，是成年后的健生。这样的健生脸上干干净净，不戴眼镜，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近视，在乡下，不戴眼镜是很正常的事，戴着眼镜的要不是学生，就是有钱的大老板和当官的，或文化人，而文化人在乡下是很少很少的。不过我猜健生其实是个近视眼，他来车站接我的时候，下着雨，我冒着雨向他走过去，提着行李袋，很重，我以为他应该把他的女装摩托车开到我前面来，可是他没有，他定睛看着我，似乎有些眯眼。
当时雨下得狠，下车的时候我以为我回不去了。我跑进车站旁新开发的商业城，里头空空落落，店铺只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出租率，过道上没有逛着的人，头顶的塑料蓬雨点响亮，那是砸下来的，哔哔卜卜砸得人心涣散。我靠在贴瓷的墙上看雨，超市侧门传出放着的歌，歌是王菲的老歌《约定》，但唱的是张学友，好像是演唱会的录音，那节奏比雨声缓慢。可能是歌的忧伤，也可能是雨冷，冰冰的几点撒到我裸露的肩膀上，我忽然感到寒冷。我那时还没想到找健生，我想先等等吧。我于是等。
如果是天晴的时候，这里大概会有摩托车夫，在乡下这是很时兴的，比城市时兴。因为乡下的公交系统不发达，不如城市便利，而且实行按站买票制，比城市的不论远近自动投币贵多了，于是人们更惯于自己开着摩托，而不会开摩托或者买不起摩托的人——这里主要指外来工了，某种程度上，有摩托成了乡下人的一种自我标识——成了摩托车夫的主顾。不过今天摩托车夫几乎没有，雨天，都避到某个店子的屋檐下了。大概要等公交了，我掏出硬币，这是城里的习惯，其实在乡下没有必要，售票员会帮忙把大票子找开，我反正掏出了，就把玩着。然而车站离我避雨的穿堂很有一段距离，不少于50米，车到的时候雨更狠了，我犹豫了一下，硬币哐铛一声从指缝间掉下了一枚。我追着硬币，追到我不远处停的一辆垃圾车旁。我知道那垃圾车停着，可是我一直没留意着它底下还呆坐了一个垃圾佬，这不怪我，他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他也在看雨。是了我叫他垃圾佬，文明一点的叫法是环卫工人，不过文明的叫法在乡下是很别扭的，没有人会这样叫，除非是乡下电视台那些操着乡音白话的新闻主持人。我们叫他垃圾佬也没有一点歧视的意思，就好象卖面包的我们叫面包婆，卖鱼的我们叫鱼佬一样。
回不去了。但叫健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其实叫谁都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我不喜欢烦着别人，我怕别人会因此讨厌我。只是没有办法了。健生一下子还没有听出我的声音，他连问了两声谁，我坚决不报我的名字，我觉得他是要记得我的，我说是我，是我，他终于说：好，好，我马上就来！
我不知道当时的健生做着什么。他在乡下很流行的制衣厂里上班，据妈说因为是亲戚，老板很重他，常常派到别的地方出货，珠海、江门、深圳、广州都去过。他来广州也找过我，约我在馆子里吃饭，我没去。记得那天是复社的周年庆，从早上开始我一直守着体育馆，忙布场，忙组织彩排，忙走来走去，健生的电话显得不合时宜，我则显得烦躁不安。我差点把电话挂了，健生说：我也不是天天来广州，你在忙什么呢，晚上也要上课么，出来吃个饭没所谓吧？
健生似乎认为学生都应该上课，我想跟他说是复社的周年庆，但想想，我如果这样说了，我还得解释复社是什么，解释我和复社的一切渊源，我不想说很多很多话，我终于只是说：学校有点事情，走不开，下次吧。下次健生再来广州没找我，一直到我回去。
我直直地走向健生。足足一分钟时间他向我直瞪着然而看不见我，我走到他面前，很近很近的距离，他才恍然起来，他向我弓起背伸出手，我不理会，重重将行李往摩托的前踏板上一搁。他有说话，我听不清楚也不愿意听，我转到他身后撩起他的雨衣钻了进去。他身上有乡下男人常有的那种烟草和体油混合的味道，还有制衣厂里揩在布上的那种机油味，还有他的体温很热，这和大学里出来的男生很不一样。
我感到他回头看我，我颇不耐烦，看什么看呢，我说：开车吧。
二
健生很早很早以前就知道我回不去了。我是后来的忽然一天想起来的，原来健生这样了得，我以前一直没觉得。
我和健生一起长大，健生总是很护我，我不想说我待他像哥哥那样或者他待我像妹妹那样，这样说太滥俗，反正我们就是很好呗，好得谁也没有办法想象的地步。听大人说，小时候是问过健生的：健生，你大了，刘醇给你做老婆，好不好？健生说：好。大了以后健生说他不记得他有说过了，我也不记得了，大人们大抵也不是真有那意思，乡下已经开始婚姻自由了，也流行读完了书再谈婚事，至少小时候不会很较真的想吧。说起这些的时候，我才18岁。
妈唠叨过，谁谁的妹，18岁，都嫁了。她在眼红人家呢。我不眼红，我那年高考，我想上大学。也不是说我就多喜欢读书，正好相反我不喜欢，可是我不读书我干什么去呢？妈说：村里谁谁的制衣厂，你去就得。我反问她：我去干什么？剪线头么？妈唠叨得更厉害：18岁都不会车衣煮饭，白读书！我想反驳，我读书又不学这个，可是想了想忍住了，妈只念到了小学五年级，他们读书那时就是上山抡锄头下地插秧，这在乡下老一辈的女人里，应该还是很不错的教育了，她怎么知道我读书学什么呢——虽然我也一直没弄明白这一点。无论如何我是越发想上大学了，因为我不想在乡下车衣煮饭。上大学后可以干什么，那是以后的事情。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纯粹，现在懂了。我那时其实就很纯粹，比后来纯粹。
钱呢？健生问我。我说过，健生总是很护我，从小到大都这样，我觉得他很笨，总是听我话，似乎在他自己的观念里没有对错，他总是在为我打算。当然不是所有乡下男人都这样，事实上绝大多数乡下男人不这样，大多数年轻的乡下男人流连桌球室夜店逛街把妹，在乎紧身T恤够不够潮，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因此我觉得健生的纯朴是难得的。
我踩着青黑色的屋脊走来走去。我习惯这样思考。我脚下的人字形屋顶，在乡下，已经越来越少了。乡下有了钱的人现在热衷于建两到五层不等的小洋楼，这不用很多钱，几十万对开厂房的老板们来说很容易；气派少一点的，也有人喜欢在市区里买十多二十来万的商品房，这是很后来的事了；但对像我家的，一辈子能把旧房翻新就很不错。多年前我羡慕老板们的小洋楼，多年后的某一天我在广州一间不属于我的不足十平方且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敲打方块字的时候，我终于明白其实乡下的老屋很不错，它有很旧很旧雨天会漏水的人字形屋顶，这在乡下已经不多，是值得记念的。
18岁及以前，我睡在乡下紧贴着厨房的通堂搭的一座小阁楼上，推开摇摇曳曳的木头窗板就是厨房青黑色的人字形屋顶，我很容易就可以爬出去，沿着屋脊走到另一个青黑色的人字形屋顶，敲另一扇摇摇曳曳的木头窗板，健生就出来了。
我说：老师说，可以申请贷款的。
哪里申请啊？
银行吧。
健生沉默。好一会他才说：这贷了，还得还吧？
我觉得他问得很多余，我抱着膝看天，说：还就还呗，我读完大学出来，找到好工作，还怕还不起么？
怎么说，借钱，我觉得不好。健生看着他自己虚虚地交叉在一起的十指，他掂量着说：钱的事情，你别忙吧……
我不忙就有钱了吗？他们不叫我读，我也不想叫他们去借，我自己去！我没有很好的语气，那些天，我整天整天地想着这件事，我自己找解决的办法，没有可以商量的人，自然不可能给健生很好的语气。健生，我也只是告诉他而已，不是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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