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在我离开上海很久后，依然会陷入一种深刻的怀念，怀念二月的申城，那个太过匆忙的梦。
“太匆匆”是我贫乏的词汇中所能想到的唯一能形容的词。那每一天的时光都宛如电影快进般在眼前飞速驶过，涂留一地怅然。或者当快乐太过盛大，连时间都显得微不足道。四天，短短的四天，我触到了梦想的边缘。
一直以来“新概念”对我来说都那么遥远，它就像一枚蓄势待发的火种，被一圈圈地围着。我以焦灼的姿态站在圈外，向里张望，却怎么也望不到尽头。
我清楚地记得收到白色挂号信时心里涌动的欢喜。我陆续参加过两次，一年一年都是稿件投出后却如石沉大海，从此杳无音信。我在等待中失望，渐渐以为这之于自己可能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达成的奢望。那封信是干柴，它点燃了一枚叫“希望”的火种。它以一个救赎者的姿态拉起了我，告诉我，你行的，你可以的。
火车载着我驶向上海时，我一直看着窗外发呆。车厢里的空气异常闷热，空调的温度高得让我的头开始晕旋。可我的手心却依然冰凉冰凉。因为对这趟未知的旅程的迷惘。
我记得离开学校前去教导处请假的场景。那个老师看我的眼神是轻蔑的，他潦草地吐着烟圈说，新概念，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随即，他又罗列了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以此来说服我期末考比这个比赛重要的多。最后他近乎是用一种自以为是的高高在上附视着我，再说了，你确定你一定能拿奖吗？注意他用的是问号，没有肯定。而这种反问的语气比肯定更让我感到了一种莫大的侮辱。
我记得在那个阳光还算晴朗的午后，我站在办公桌旁，光线正好只直射到我面前，那个墨守成规的老师则如一只井底之蛙般站在阴影中，可笑地提醒我不要上当，目前市面上杂七杂八的比赛太多了。上帝作证，那一刻我没有愤怒，也没有发火。临走前我甚至还礼貌地笑着，说老师再见。
我想我开始可怜他了，可怜那些活了一辈子也不知道理想是什么的人。
初到上海便惊异于那个城市的繁华。鳞次栉比的高楼，车水马龙的街道，以及霓虹闪烁的夜晚。
餐馆里到处有穿着西装，夹公文包，在吃饭时都不忘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客户谈生意的男人。女人们则个个打扮入时，化着无懈可击的妆容，周身闪耀着的光辉刺痛了我的眼睛。
相比于这些，我更愿意看到另一些景象。
街口，年轻的摄影师在为他的模特拍照。那个女子并不非常美，却有一种脱俗的清新，身体懒散地靠在墙上，眼神是游移的。
男人自然不会放过她这一刻的与众不同，恰当好处地按下了快门。
我始终觉得摄影师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们懂得及时捕捉生活中的美，让它们定格，成为记忆中一个鲜艳的色块，不会老去。
而在地铁的边上总有很多流浪的艺人，他们或是拿着画笔给人写生，或是怀抱吉他，低声弹唱，仿佛天荒地老，琴声也不会散去。
这个曾被张爱玲和亦舒用大量的笔墨描写过的都市，这个曾让陆小曼迷失于其中的十里洋场。如今她变得更繁华了，宛若一个盛装的女子，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万般风情。只是热闹是别人的，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来上海，为的是圆自己一个“文字梦”。
市三女中在我的记忆里定格了。不仅因为这个学校的美丽，更因为那么多从四面八方，怀抱着自己不老的信念的孩子们，曾在这里用充满激情的笔触描绘下内心盛大的影像。我们和那枝笔是故人，彼此惺惺相惜，所以才能配合得这样默契。那一刻，每个人仿佛都成了即将圆寂的僧人，拼尽毕生的力气，只为一次情感的宣泄。也许当有一天我们很老后，坐在枯黄的籘椅上，依稀可以回忆起某个午后，梦想的火花曾在“新概念”这个舞台上那般华丽地绽放过。
总是有很多人问起我们千里迢迢从远方赶来的初衷，难道真是仅仅只是为写一篇文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虽然这次比赛的附属品——荣耀以及大学的加分政策很诱人。但大家眼里已经装不下这些了。我们珍惜地只是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有一天因为文字而欢聚一堂，愉快地交谈，这里没有彼此所在中学里的那种小心翼翼，更多的则是一种对生命，对理想更高的诠释。因为年轻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因为对于梦想的坚持我们抖擞精神，背上厚重的旅行包，在文字的领域，往更远的地方走去。
可以说新概念带给我的，并不只是那个水晶奖杯和一纸荣誉，它更加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念。即使在最繁忙的高三，也能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固定地阅读与写字。此刻总是一天中心境最安宁的时候，把自己置身于文字中，忘记一切忧愁。那些字符是一盏盏神秘的灯塔，点亮了我黯淡的生活。分数，高考，残忍的名次进退，都慢慢地淡出了我的世界。
李白说过“古来圣贤皆寂寞”，虽然我不是圣贤，只是个故事叙述者，但大凡热爱写字的人总或多或少有点孤芳自赏的清高。只是现实的荆棘丛阻挡了我前进的脚步，把我的梦想割得伤痕累累。而“新概念”给了我们一个做梦的理由。即使在现实世界，我们依然能守候着梦想，骄傲地上路，不再畏惧前面的任何一丝磨难。
我想，此刻，大家都可以很大声地说一句，我们是新概念的孩子，是萌芽的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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