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脏话的文化心理极其独特的审美旨趣 文 / 月上青楼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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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话，文者的忌语，俗者的愤言，无论哪种，最终要表达的是心中的不满。但是，不管是文骂还是武骂，多一些艺术性的言词，总是会令人容易接受些的。
脏话，我们不必避讳，但，要看你怎么说。
文章深入浅出，析理明确，从古到今、由物而人，侃侃中露真彰，值得一读！
| | 史书有记录的关于上古时代传说，总会让人看到一些图腾的影子。后来的发掘，我们能看到一些与史书相一致的文物，诸如母系氏族公社出土的陶器大多有鱼、蛙的图案。到了父系氏族公社，三足鸟取代了鱼的图案。有的陶器上则有鸟捕食鱼的图案。这些图腾在我们的神话传说中不断的出现。后裔射日中，太阳的原形是三足的乌鸦。今天，我们并不喜欢乌鸦，比如比喻人不会说话就可以说他（或她）乌鸦嘴。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崇拜我们现在不喜欢乌鸦并把它放在太阳上呢？一般来说，乌鸦这种鸟吃尸体，那时候的人并不了解乌鸦这种习性，人们经常性的看到乌鸦与死亡并存，自然会对乌鸦产生敬畏心理，这种心理正是建立图腾崇拜的前提。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大部分部落都以鸟为图腾崇拜，这也是乌鸦成为太阳神的另一个因素。乌鸦成为神圣的东西，意味着人们已经对死亡有所思考。人类从靠乌鸦有三条腿。就中华民族而言，崇拜的鸟类中，最动物性生存到对生存死亡概念的确立是人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乌鸦的敬畏也就是对死亡的敬畏。而且那黑色正如夜色一样在原始人的印象中有那么多不安和无奈。这则故事里有一个细节，即这典型的是凤凰，迄今为止还未发现任何一种凤凰图腾是三足的，而乌鸦偏偏有。究竟什么原因出现了这种画鸦添足的现象呢？今天，我们难以定性的下一个结论，但一些俗语却给我们一些值得质疑的东西：比如我们说形容男女关系中出现的第三者一定要用插足，形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明鸟图腾成为个部落统一的象征的时候，正是父系氏族公社得到全面发展的时代，而这个时段，对男性生殖器崇拜已经具有普遍的社会基础，但后来的文明会继承式的否定前者，所以后来“鸟人”“林子大什么鸟都有”之就会说他们之间有一腿，这一腿怎么来的已经很明显：那乌鸦的第三条腿正是生殖器在图腾上的表达。
既然鸟的第三条腿是表示男性生殖器，那么鸟人的意思就是男性的意思，但是我们又会用小鸟伊人这样的词汇形容娇小的女性。这似乎是个问题，但事实上，鸟图腾是可以表示女性的。我们当代最常见的图腾崇拜就是龙凤成祥，龙自然代表男性，凤只好代表女性，至于鸳鸯就男女共用了，所以可以有在天愿为比翼鸟的句子。我想用精卫填海的故事太解释一下。
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枯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1)
这则神话，有些地方是让人质疑的，比如女娃是否是炎帝之女。我们知道女娲和女娃是谐音，很可能指的是一个人，更可能是把女娲作为母权制度的一种象征。至于娲字变成娃字，则完全是男权提升的一种表现。因为“圭”是表示男根的，而娲字恐怕是对女性领袖的一种特定称谓，所以我们有造人女娲，有补天的女娲，有洪水过后与伏羲氏兄妹成婚的女娲（2）。还有的便是这则神话中名字变的不伦不类，辈分又很低的女娃。很明显，这个女子死后要变成鸟就象征着母权社会的衰弱，这个时候鸟图腾的男权社会建立起来了，女权核心到男权核心的变革似乎并未发生严重的冲突，至多一个嫦娥进了广寒宫，而母系氏族公社蛙、蟾蜍状的图腾也永远被定格在月亮上，“嫦娥入月，化为蟾蜍，以为月精”（3）。至于那些鱼图腾的崇拜，我们在今天依旧能感受到其女性的魅力，比如美人鱼之类的外国神话依旧能唤起我们曾经的记忆。
对鸟的崇拜，还可能是人们希望有飞翔的能力，所以悬在天空的太阳也是一只鸟也就不足为奇。夸父的追逐似乎能让人看到人们对自然力量的追逐。但是夸父还是死了。甚至于我们开天辟地的盘古也不免要死亡幻化作山河日月星辰。面对死亡，人类最容易想到如何长久的生存下去，当某种希望不能理性的去执行，人们便会把希望凝结在某种与这种寄托相类似的事物上面，于是对乌龟的崇拜也就理所当然了。可是神圣的乌龟终究成了人们占卜用的器具。到了后来，乌龟、王八、龟儿子、王八蛋之类的话就成了很严重的恶语。甚至在妓院里听差使的都叫龟公，而男性的生殖器的主体部分也叫龟头。所以叫人乌龟、王八的意义就是用这样的词汇来借代生殖器，而最常见最直接的脏话就是跟生殖器或性爱行为有关联的词汇。这种借代不仅表现在这种直接性脏话的表达上，有一些都已经成为我们的口头禅，我们说了脏话，自己却不觉得。比如我们遇到一个淘气的孩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说：这“小东西”真顽皮。小“东西”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当你辱骂一个老人为老东西时，你似乎就能感觉到一点端倪（4）。而你形容一个气盛的男性的时候，你可以说“这家伙”，而我们也习惯称小孩子“小家伙”，那么这里的家伙不正是借代生殖器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隐讳性这一话题我们难有定性的答案，但是我们文明的起源却是从我们用叶子遮挡身体开始，当原始人有了羞耻感之时，他们便更接近人的意义。可是历史上重大的事端往往由一个女人开始，或以一个女人终结。所以希腊的勇士为了海伦攻打特洛伊，所以周王朝的烽火再也引不来诸侯，至于色诱夫差的西施、远行塞外的昭君、离间吕部的貂禅、平息六军愤恨的太真道姑已不足以展示历史的怪圈了。女色误国，所以君子就该不好色，我们的道德就这样形成了，要么你做个想入非非的君子，要么你就道德沦丧，可是《金瓶梅》一部书就把中国古人那点破事暴露的一览无余。至于孔子的食、色，性也！我们似乎更在意吃，而忽略了性。坦率的说中国传统文化到理学出现之后，就对性绝对封杀。性压抑的存在，导致人们性幻想的增强，所以即使人们吃饭也会把吃豆腐想成跟女人相联系的东西，所以女子为好，少女为妙的最原始审美动机被隐藏以来了。
脏话大多是性压抑的产物，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脏话都要跟性有关。同样，即使都是由性压抑产生的，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域的同一句脏话的意义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不同。脏话的脏是相对的存在，当人们不再束缚在某一时段某一区域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时，相对于这个时空内部的形而上存在而相对出现的脏话也就失去了它成为脏话的意义，换言之，脏话可能会从脏话上升到贬意词，诸如前边所举“小东西”、“小家伙”之类的话。脏话也并不是纯粹意义上对他人的侮辱，而是心理压抑在某一方面的转移，这种转移还集中体现在：释放压抑的个体本身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及其生活氛围对其释放的压抑有绝对的影响。生存状态的不如意最容易引导人说脏话。而有些脏话确实由于本民族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心理造成的。
近代我们的价值观不断的改变，当我们自以为是当自己是天朝上国之时，洋人就叫洋鬼子，洋人的样子就叫洋相，可是后来洋人成了洋大人，汉字里又多了一个汉奸的词汇。在这个时代，更多的脏话并不是从纯粹的汉语中出现，而是以英文缩写形式，以中文的理解方式在中国网络中广泛传播，如SB就是傻逼，NND就是奶奶的，这样不伦不类的骂法实在不如爽快用中文骂出来，但这样的话存在是跟小家伙、小东西之类的说法一致的，即通过借代的方式隐约的释放压抑。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都是脏话了，干什么还说的那么含蓄委婉，甚至于优美，有的还妙趣横生。早年，天津的混混最喜欢说脏话，比如用生殖器借代的方法骂人已经是一层借代了，但是天津混混们的骂法又多了一层委婉：“这是谁没穿裤子啊，把你给显出来了！”脏字是没一个，可人家一想就知道他在骂别人什么。广东人说脏话似乎就更文明了诸如：“替我问候你妈！”外来的人不知道状况，甚至会以为那是好心，其实他在说他和说话对象的母亲是相好的。我以为这和人们的羞耻感有关。我们该如何界定我们有无羞耻之心呢？这问题不得不与道德观念和文化情趣相联系。假如是希腊人，他们绝对不会有衣冠禽兽这样的词汇，因为希腊人在那样炎热的气候下生存是不必要衣灌楚楚的。但是到了中国人这，问题就有了。比如衣冠禽兽这个词就是用在非常恶劣的人身上的，其实在中国人心里，只有禽兽才没有衣冠，常常也鄙夷蛮荒之地无衣装的少数民族。衣服到底是抵御寒冷还是装饰身体的呢？这在人类的早期绝对是个问题，我们印象中的原始人都是穿叶子的，若是穿叶子就根本无御寒的效果，从纯物质论的角度看，即使在当代，夏天穿衣服也无异于脱裤子放屁。事实上，天气再热人们也得穿衣服，而上古时候的气候基本上是不需要有衣服存在的，可见衣服最初是为了让我们遮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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