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在大量的文人学者写作严肃的文学的时候，出现了一批另类的作家，帝王把他们当成了弄臣，他们就把文学当成了游戏，顺而把政治当成了诙笑谩戏之举。
最有名的是枚乘的儿子枚皋，父亲的荫庇，受到武帝的宠爱。他经常跟随武帝外出，皇上有感想，就命令他用赋歌颂之，而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境地，使得他只能委婉含蓄的表达意思，每时每刻揣摩皇上的意图。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那种累，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的，没有尽头。他总觉得自己生活在虚伪中，竟然忘记了什么是真实，人在宫廷，身不由己。他写了很多作品，下笔千言，但为了皇上的愉悦，他运用了游戏的笔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贯穿着他的一生。他的理想都在与皇帝的周旋中消磨怠尽，自始至终没有成为股肱之臣，而只是皇帝的门客或清客；宫廷每时每刻都在上演一场场的戏，而背后的总导演就是皇帝，枚乘只是一个小丑。
在晚年，他时时对自己自责，“自悔类倡”，想起自己的大好年华，没有发一分光，发一分热，而是如同一个戏子，带上面具，饰演了一个个不同的角色。将真假混淆，黑白颠倒。台上的风气侵袭着台下的生活，他成了个多面体，成为一个笑料，一个没有灵魂的替身。
等到皇上恩准他回归故乡，他的唯一的行囊里是多年来写下的几箱子文章手稿。但当他在进入故乡的一刹那，他忽然对仆人说：“把它们都烧掉。”仆人诧异，但没有违拗主人的意思。熊熊的火光映红了他的脸，短暂的升腾化为永远的消散。这是对他前半生的一个总结，一种否定。对于没有价值的人生不应该留有没有价值的东西，以免误导后人。
鲁迅说，喜剧是把没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枚皋的一生，给皇帝增添了无穷的乐趣，而留给自己的，却是无尽的悲伤和耻辱；同样是为了一个人快乐，而使自己悲伤。在别人看来他是喜剧的创造者，而他很清楚自己同时在心中也在演绎着一段自己的悲剧。
他后悔，但是谁又能保证他更惋惜没有尽自己的才能服侍皇帝呢？或许，他还是想希望能够再年轻一次，用自己的真才实学为皇帝效劳。这种难以割舍的情素，往往伴随着具有忠君思想的人的一生。枚乘更是如此。西望长安，心挂咸阳树。我想，按照屈原的香草美人的传统应该是能够把这个女人表达成皇帝，枚乘的悲剧性在于，他自始至终没有忘记自己朝夕相处的皇帝，尽管皇帝已经把他给彻底的忘记了。
东方朔的命运跟枚乘的相似，但是他要比枚乘更深刻，更放荡，更诙谐，更伤感。他同贾谊一样，太早熟，二十几岁就誉满天下。汉武帝的征召令，引来了他这个凤凰，他豪迈的走向京师，目空一切。高傲的递给皇上一篇《上武帝自荐书》，着实自吹自擂了一番。吹嘘自己“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确实别开生面，很令武帝注意。此后，渐渐宠幸，可是，武帝似乎看中的不是他的经国治世的才能，而是他的能使自己快乐的才能，也就是“娱君”的才能；而东方朔的卖力娱乐君主，却是为了进身求仕以图大志。于是，这成了无法解开的一个结。
随着时光的流失，东方朔心中的躁动渐渐强烈起来。他一直把自己当作纵横家的后代，希望用策士的风范震动天下。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安分的音符，他也相信人才就是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极负个性的一个群体。他希望国家招揽大批的像他这样的能人志士，以使国家更强大。但是，他没有想到，皇帝和那些公卿大臣们已经很满足于现有的国力，已经开始追求歌舞生平的生活了。皇帝的心意，在于周游天下，刻石记功，追求秦皇的旧有的风范，封禅，寻仙访道，什么耗费国库的活动他都参加。他可以为了一匹汗血马而征发六万士卒挺进西域，最后死伤怠尽，仅剩下几百个人牵着几皮马回到中原。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这是个和平的时代，是个不需要招摇的时代，是个想游说而不得的时代。他痛苦，期望，绝望，盼望，在苦闷的抉择中他手里攥着现实和理想，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的心在默默挣扎。同僚的升迁，引发了他的无限愁思；拥有旷世才能的他，却只能演一个不起眼的配角。他终于明白了，明白了纵横家的没落，明白了文人不应该拥有的自由，明白了当代文人的唯一选择——苟且偷生。
于是，他希望用玩笑来挑战严肃的现实，击碎现实的虚伪的外衣和面具。皇上赐给他肉吃，他把吃剩的全部揣在怀里拿回家；他用皇上赏赐的绢帛娶长安城中漂亮的女子为妻，大多娶过来一年就丢弃，重娶一个。皇上身边的侍从都称他是“疯子”。并且经常聚集起来责难他，他说：“像我这类人，就是所谓在朝廷里隐居的人。”并且写了《答客难》，批判了这个时代。他知道，并不是他疯了，而是这个世界变了，变的更专制，更没有人性了。他尝试抗争过，但没有成功，他只得放荡自己的魂魄，同这个社会作无谓的抗争。
他满以为自己的率性能够引起皇帝的重视，很以为皇上会说：“东方朔，不要再胡闹了，严肃点么。”可是直到死，都没有等到这句话。临终的时候，东方朔沉痛的留下遗言，让来看望他的人给皇上说，不要再宠幸小人了，要用正直的臣子。这是他生平最发自肺腑的话，以前的逢场作戏，几十年的笑谈抵不上这一句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他一辈子说的唯一的真话。皇上听说后，竟然很诧异：“怎么，东方朔竟然也会说出这样的话，跟以前咋就不一样了呢？”死前的表明心志，竟被认为是老糊涂了，悲哉！
枚乘和东方朔，都是有名的喜剧“演员”，他们的舞台最大，是以天下为背景，表演的洋洋洒洒。但是，可悲的是，这本该给天下人表演的剧目，竟然只有一个观众，而这个观众也只是把它作为自己批完奏折之余的休闲。既不能沉浸在剧情中，也不能明白其中的深刻内涵。
如此以来，能够产生深刻幽默的人越来越少。君不见，办公桌里，酒席宴饮间，聊天室里，短信来往中，充斥着各色各样的幽默；百无聊赖者有之，专揭别人隐私者有之，愉悦消遣者有之，讥评时事者有之。但唯一缺乏的是中国老舍，钱中书式的幽默，缺乏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方的那种社会背景下的黑色幽默，搞笑成为时尚，噱头成为唯一的价值取向。无庸质疑，这种诙谐的确缓解了人们的生活压力，给人们以心情放松，但很快就似肥皂泡一样消失。我的想法，幽默不是为了幽默而作，在我们哈哈一笑之后，似乎还应该体味到些什么。这样，才是幽默的价值所在。
大陆的笑星中，葛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倒不是因为王朔写的剧本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的形象本身就令人发笑，主要是他表演的技巧和深刻的内涵。他和导演冯小刚真是黄金搭档，幽默力，讽刺力，穿透力，贯穿电影中。我想，冯小刚门牙上的那个缺口似乎就是为幽默而留的。
《大腕》的表演最令我倾佩，对现在广告学的讽刺，不亚于设了一颗原子弹。我想，影片的意图，并非炮轰，而是一种“善于破坏旧世界”的气魄。中国的广告的那种危言耸听，夸大其辞和华而不实，被一一揭开广告的形而上的面纱被撕破。真诚的希望中国的广告事业，“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快步赶上世界广告的发展。
难以忘怀，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率领庞大的广告队伍，携带了大量广告片的那次国际比赛，铩于羽而归的景况。冯小刚的意图，葛优的表演，在于用喜剧的形式和内容，提出了严肃的主题。我们在津津有味的看着电影时，也要不时给自己一个警醒：中国的广告之路在何方？
二零零四年，港台影星周星驰被聘为中国人大教授。举世哗然，持怀疑讥笑的多。更有众多的大陆人对周星驰的表演，评价就是“俗”“恶心”“脏人”等，也难怪，周星驰的喜剧是一种近似于搞笑的形式，但并不仅仅是搞笑，滑稽的形式背后是一个个严肃的主题。当然，周星驰的表演太张扬，太过于夸张，以致于被观众看偏，这只能是表演的“度”没有太投入。
周星驰的导演们同冯小刚一样，将电影推向市场，商业化，因为电影是商业的需要的，利润的所在。不追求利润或者仅仅追求利润，都等于自寻死路。演绎的好，商业的价值和思想文化的价值并不矛盾，喜剧动画片《花木兰》就是很好的达到了这种效果。
我们可以对周星驰的夸张表演有疑问，但也应该知道，喜剧本身就是夸张的，喜剧的目的之一就是将猥琐的夸大成高尚的，让高尚的夸张成为猥琐的。于是，周星驰的角色中有高尚的一面，有阴暗的一面，这样，人物才能成为有血有肉的存在，才成为真正的人。在现实的生活中，英雄是不在的，自然在影片中，人物的英雄与胆怯是融为一体的。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个平时很勇猛的人在关键时刻竟是如此的怯懦，一个平时很不起眼的，胆怯的人会突然爆发一个敢做敢为的人。
周星驰的角色并不完美，有时过于天真，优秀的品质与劣根性汇于一个人，于是，不完美才成为完美，他所饰演的人物才成为世上的人的真实状态。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太自然主义，缺乏美感；但我想，浪漫的现实的固然好，自然主义的也应该有他的价值存在。《金瓶梅》太自然，但终究不愧为伟大的言情小说，《水浒传》的好汉太草莽，但不失为替天行道的真汉子。
从此，我们在观赏各类喜剧表演时，首先要看他的实际意义，如果因为只看中形式，而无法看中内容，就不仅仅是导演和制片的责任了，而是我们的眼睛和心被自己给蒙蔽了。在这里我想改用鲁迅的话，给喜剧正名：喜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夸大给人看。
东方朔和枚乘的诙谐的后继有人，可以长眠地下而欣慰矣。只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愿有更多的人变成伯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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