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新唐书。魏征传》记载了一件事。李世民一天突然问群臣：“魏征与诸葛亮哪一个更贤明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有的臣子搞不明白李世民的天平究竟要偏向何处，因为诸葛亮的人格太完美了，而魏征又是贞观天子的镜子。
最后，还是岑文本回答了这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他说：“诸葛亮才兼将相，不是魏征所能够相比的呀。”李世民说：“不然。魏征实行仁义，全心全意来辅佐我，想让我达到尧、舜那样的境界，诸葛亮是不能跟魏征比的。”此语一出，举座哗然。
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通过读史，认真研读了一些史料后认为，李世民最不欣赏的就是诸葛亮“事必躬亲”的工作方法，当然，他可能没有考虑到诸葛当时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一直把魏征作为衡量自己过失的一面镜子来看待的，所以，尽管魏征对大唐王朝的影响很大，他却只是在言论方面通过李世民去影响唐王朝政策的制定，从来就没有实际负责一方面的具体事务。
当负责推荐方面大员的官吏向唐太宗荐举魏征出任一方诸侯时，李世民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他的原因很简单，他说魏征就是来监督我的过失的，如果他做了方面大员，如何还有精力与时间来监督我，随时提醒我。他的职责就是进谏，具体事务的处理就不需要他参与了。这对于李世民来说是最佳的选择，但对魏征来讲就显失公平了，他的一生也没有在政治上有更大的作为，定格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谏臣了。
从这件事依稀可以看到李世民对大臣工作方法的一种态度，也就是说，你只干好适合你干的本职工作就行了，不要再去干另外一些不应该你干的工作。这种观点在另一次君臣对话中，他更加明确的提出来了。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他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唐处最高行政机关尚书省的长官，分左右仆射，实为宰相之职），主要职责是为我分忧，广开视听的渠道，求访选拔贤才。你看看你们最近都在做什么！我听说你们听取和接受诉讼的供词，每天都高达数百件，你们就是一刻不停的阅读这些诉讼案卷都忙不过来，怎么还能够帮助我寻求贤才呢？”他对这种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做法深为反感，决定好好治理一下，让每个官员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不久，经过与参谋人员的研究，他首先给尚书省下了一道指令，具体的事务性工作都交付给左右丞（官名，唐制，尚书省设左右丞各一人，协助尚书省长官处理省内事务），只有冤案、无法决断的大事，才送交仆射。这一来，就把仆射从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中给解放出来，让他们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当一种政治体制清明时，那些个官员多抓事、多做事，可能是为了国家、为了皇帝、为了天下百姓；而当一种政治体制腐败时，就反过来了，那些个官僚多抓事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攫取自己的利益。
于是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贪婪的官僚，恨不得把所有有利可图的事情，都揽到自己的头上，拼命的贪污腐败。他们管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做事，而是把事本身当成了摇钱树，通过他所管的这个事达到他敛取钱财的目的。
诸葛亮的工作方式不适合唐代的贞观之治，更不适应我们现在的天朝帝国；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人心也不一样了。
080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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