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19第一条就是“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里面说了许多当庭直谏之臣；之所以魏征比较出名，是因为魏直谏的最多，据史载，他直谏了两百多次，全部被李世民所采纳。因此他的光辉遮掩了其它的直臣，这种直谏的风气在贞观初期由于李世民的大力提倡而对政事收效甚巨。
对皇帝的直谏，内容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针对他的个人品质而言，比如多欲、贪婪、糜费等；另一种是针对他政事的处理，比如，是否公平、符不符合法律、有无失误等。直谏并非都是谏臣的专利，任何一个大臣感觉到皇帝的命令有了问题，都可以上书或者庭争。
刚得天下的李世民，时时把在他前面倒下的那个隋炀帝作为镜子，凡是杨广的弊端，他都要反过来。杨广从来不听取任何人的意见，他就反过来，从柬如流，制定奖励措施，虚心接受大臣的批评。他不是做作的，而是真心的，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贞观7年（公元633年）12月，他问了魏征一个问题，他说，我看到群臣给我的上书都写的非常好、有条理，文采甚佳，为什么我召见他们问他们陈述的问题时，好多人的回答却很杂乱，不是那么回事，很不让我满意。魏征说，大臣给你上书的时候，是好多天才考虑好写成的；你召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往往三分说不出来一分。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怕与你的意见相左，如果你不彻底的放下架子，态度极其温和，他们怎么能敢畅所欲言呢。李世民恍然大悟，从此后接见给他提意见的大臣，态度非常的温和，果然一如魏征所言。
倒过去，再说贞观6年底的一件事。有了6年管理朝政经验的李世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他问自己周围的侍臣：“我近来处理政务，有的并不是按照法律条令去做的，是违法的指令，你们这些人认为不是什么大事，既不给我当面指出来，也不事后持章表上奏，这怎么可以呢！”这时候正是天下太平，贞观之治初见成效的时候，李世民的头脑仍然是高度的清醒，没有一点儿踌躇满志、志得意满的牛哄劲儿，这真是大唐之万幸也！
李世民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历届最高统治者都解决不好的问题，是权力服从于法律，还是法律臣服于权力。李世民明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贞观天子的伟大！可惜的是，后来的统治者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还是老子天下第一，老子就是法，权力永远大于法律，权力是个宝，法律算个鸟；致使法律对皇帝的制约完全依赖于皇帝本身的道德水准了，好则是明君，坏则是昏君。没有法律制约的皇帝为所欲为，好多定格于典籍中的历史，都是那些个昏君的荒唐史。
李世民又接着说道：“事情没有一个不是由小变大的，这就是一个国家出现危亡的先兆。”深刻！太深刻了！一个国君能够从一件小事上审视出深层次的东西来，发现潜在的忧患，他就会找到预防的措施来，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他的识见甚至要远远高于我们现在的、那些个共和国的、受过其后的一千多年的文化熏陶的高官，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他最后说道，以前关龙蓬（夏桀时代的忠臣）忠谏而死，我想起来就为他感到痛心，隋炀帝骄暴而亡国，你们都是亲眼所见呀。你们应该经常替我想一想炀帝是怎么亡国的，我要经常给你们讲一讲关龙蓬是如何忠谏而死的，这样做了，哪里还怕我们君臣不能相互保护呢！
一切以法律为准绳，我们现在就做的很好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也是让人很伤心的，更是无可奈何的。君不见，那些个各个层次的“一把手”，他们就是法律，他们比皇帝还皇帝，欺压起百姓来，聚敛起钱财来，侮辱起女性来，一个个的很杨广、很胡亥、很赵高！
难道还需要跨过千年的时空，把那个贞观天子请回来吗？这是一个问题，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08-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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