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城门移木的举措，奠定了法的信任基础。十年之功，使关中地区，道不拾遗，家给人足。商鞅的法令，重民而不重官，“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这为商鞅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人，得意可以但不要忘形。商鞅就被自己的业绩所陶醉甚至迷倒。但清醒之余，他还是对自己的前途有了一个疑问。他反对儒家，十年的时间都在不遗余力地打击着儒学人物；崇尚礼仪有罪，这在秦国已是定律。可濒临危险之际，他还是想起了儒学的人物。在一个午后，他约赵良促膝而谈，以求指点迷津。这位儒者的见解使商鞅的弱势暴露无疑。
商鞅的发迹起始于嬖人景监，因太监之力，并不能达到真正的沟通。正如明代的张居正，虽为相数十年，但受制于太监，终究“人亡政息”。大胆的施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律令，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律法无情，残伤民以峻刑；且只重法，不重人，贤者多隐于岩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鞅为后者矣。
赵良的分析对商鞅来说实在是一剂良药，本求诤言的商鞅却没有听进去。在他看来，赵良也不过是个腐儒，那席话阔论高谈而不实用。
自此他越发骄横。内心的矛盾也日益明显暴露：宣扬“权制独断于君”的专制思想，却依仗功劳反客为主，权倾朝野，甚至超过秦王法治的精神，尚法而不尚贤，但又自相矛盾的提出了论贤举能的观点，明显的体现了儒家的“禅让”说。《战国策》记载；“秦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尚法而谈举贤，孝公欲传其后，惠王安能不心疑？
杜门八年不曾外出的公子虔，此时也频频出动，仇恨像火山般爆发；遭受黥刑的公孙贾，也在太子的面前日夜进谗言……贵族势力纠集起来，等待时机反扑。两方就这样对峙着，一个加紧谋划，一个高枕无忧。孝公的死去，也为商鞅敲响了警钟。但执迷不悟者永远不会相信危险迫在眉睫，他们自以为那是天方夜谭，是杞人忧天。
等到危险呈现在眼前，才知道逃避。出函谷关的城门似乎也在与他为难，他真的懂得了什么叫插翅难飞？咸阳街头热闹的杀人场面，人头攒动，爱之者有之，恨之者有之，但我想，商鞅的被车裂并不是他们思考的终极目标，他们所忧虑的是商鞅之法能否随着他的被杀而留存。
秦惠王不是个糊涂的国君，个人的恩怨决不能搀杂政治的法令。那些妄想通过车裂商鞅而废除新法的小丑们，终究没有得逞，历史的车轮还是将他们碾了个粉碎。法令的持续性最终筑就了大一统的秦王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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