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秉公走了，带着许多遗憾和无奈。他走时我并不知道。我听说他去世，已经是两个多月之后的事了。我隐约感到他那不散的阴魂，还在渴望着要见我一面。
他的一位亲戚说，他死前本拟好了一份名单。名单上是他生前的几位好友，其中有我。他叮嘱家人，死后一定通知名单上的友人。我不知道他的家人对他的叮嘱为什么如此忽略，不去帮助一个死者实现他最后的愿望。
他患的是癌症，做了切除手术。我闻讯非常惊讶：他宽容、平易、豁达和内在的平和，应当与这种绝症无缘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珍惜生命的人，颇讲养生之道。他年逾花甲时，尚能双盘打坐，使气脉在周天循环。这种气功功夫，使他气色光润，精神矍铄。我总认为他一定会长寿。
做罢手术，我去看过他。到他家，他正靠在躺椅上看书。见到我，他竟高兴地站了起来。这大出我的意料，心生的喜悦马上取代了来时的担忧。他依然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没有一点大病初愈的样子。他说手术做得很成功，身体恢复得也很迅速。实在让人想不到，不久，他竟离开了人世。
秉公的名字，我在77年就听说了。那时，随着国家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他本是大同公社有名的知识分子，加上农村人对知识分子的本能崇拜，他的名字，在当地无人不晓。我不曾与他相识，已经听到很多有关他的传闻。他才华横溢，知识渊博，擅长书法、绘画、精通古文，还常在杂志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上过师范学校，是地地道道的国办教师。文革时，他看到许多知识分子蒙受冤屈，心中气愤难平。有一次，他说：“知识分子如在覆盆之下，呼天天不灵，喊地地不应。”这话被一位“革命者”听到，他因此成了右派，接着被撤职审查，住学习班，不时被红卫兵小将揪出来到大街上游斗。游斗时，就把一个写着“右派”的一米长的案板作牌子，用米丝吊在他的脖子上，脖子上常被勒得鲜血直流，日后在脖子上勒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真正见到秉公是在一个深秋。那天天气很冷，路边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尽，树冠赤裸着枝条，已经冒着冬天的冷意。我和叔叔去大同办事，正走在大街上。
叔叔突然对我说：“你看，那就是庞秉公。”
顺着叔叔指示的方向望去，我一眼便在行人中断定了耳熟能详的他。他身材修伟。头戴蓝色鸭舌帽；穿着黑色粗布对襟夹袄，下配黑色筒裤；脖子上围着蓝色的围巾，二尺长的一端整洁地搭在左胸，显出一种端庄和文雅；鼻梁上架着的眼镜，更增添了一种文静、平易、谦和、清高的印象。我从他身边走过，他的面容也使我很难忘却：额阔饱满，下颏瘦挺，脸膛红黑，颧骨微凸，深深的眼窝透着炯炯发光的眼神，薄薄的嘴唇紧闭出一种谦和，谦和中透着一种自信，或者说是固执。
真正与他相识，是我上了中学。当时，他正好在大同中学任教。之前，我就听人说，他是一个好拍“洋腔”卖弄文采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给谁说话都拍着“洋腔”，说什么普通话。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普通话，认为谁要是故意拿腔作调那就是拍洋腔。所以，我一直记着，很想听听他如何拍洋腔，看看他怎样卖弄。但总是遇不到机会。
在我临近毕业的时候，他担任了我所在班级的语文课。我终于领教了他的“洋腔”和“卖弄”。
第一节课，我就被他那标准悦耳的普通话和富有文采的不俗谈吐吸引了。说实话，那节课我没有感到他在拍洋腔，甚至没有感觉到他讲的是普通话。他的普通话说的是那样的纯实、自然、流畅、悦耳，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真正的出口随心，音质天然。
还有一节讲造字法的课，给我印象也非常深刻。我很少听人把许慎的《说文解字》讲得那样丰富而耐听。好像每一个汉字他都能说出其来历和渊源。我清楚的记得他给我们讲“秉”字时说，“秉”字就是一个手握着一个禾苗。“禾”是粮食的象征，是权力的象征。“秉”就是拿着粮食，握着权力。后来，我就想：秉公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他自己起的，暗含着秉公执法，秉公办事之意，暗含着他的人格理想。
后来，我有幸和他在一个私营企业办公室工作供事，常常在一起谈诗论书，对他的书法有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书法，我也是早得眼福的。春节到他的村子拜年，村子农家的春联，很多出自他的手笔，四邻八村的门匾、标语、也常常见到他的字体。他对真草隶篆无不精通，尤其擅长行楷和草书。他的行楷方正遒劲，骨硬含丰；草书运笔流畅，章法严谨，如飞龙惊蛇，形象生动；他最擅长残毫挥洒，涂画意蕴苍凉的字体。
在办公室与他相处的日子里，我的书法受到他多方指点。他教我执笔法、运笔法，如何悬腕，如何高指笔乱行书。给我讲什么叫“方笔用翻，圆笔用绞”；什么是“疏可跑马，密不透风”；什么是“生让使转”；什么是“平正飞动”。他给我精辟讲解孙过庭《书谱》，给我示范背诵，还要求我一定背会。还送我许多字帖和他自己的诗作和书法作品。他总是对我不断鼓励。说我的字玉润珠圆，好好练习会很有前途；说我的诗很有特点，不要轻易丢掉爱好。可惜我的书法后来并无长进，《书谱》也只背了开头，所赠作品也不知去处。
他去世后，我到家里翻找他的遗物，只找到几本字帖，和复制的孙过庭《书谱》。如今想来倍觉可惜，深感有对不住秉公之处。想到他生前的书法和诗歌作品，不知是否有人为他保存；大概不会都像我那样粗心，不知珍惜的流失了吧。
如今秉公去了，每想到他惨淡的老境，总有一种揪心的酸楚。中学时期，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是一位优秀的国办教师。因为在我见过的很多国办教师里，他是比他们更优秀的一个。后来我才知道他真的不是国办教师。77年全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按说他是完全有资格恢复公职的。我不知道是他没有争取，还是他争取了没争出结果，反正很多人都恢复了公职他却没有。后来民办教师转国办教师，有很多比他工龄短的，都民转国了，他却没有转正。他孤傲清高，不愿托关系，投门路，更看不得别人向他甩来脸色；他只会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来获取应得的报酬，然而他最终却不能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他的遭遇不仅没有得到他人的同情，反而被人们看作是无能和迂腐。有一次，我不觉与他谈及此事，我第一次见到他那炯炯的眼神黯淡了许多，流露出难言的酸楚。他说他确实丢掉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便默默无言。我后悔揭了他心里的血痂，之后再无提及过此事。其实我知道，即使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也未必能俯身曲取。
他是一位农民，很少下地劳作，但他并不是一个能闲得住的人，况且他也不能清闲，他的肩上还担负着一家的生计。在一所师范学校当校长的同学，出于对他的帮助和敬重，把他聘到了地区师范学校任教书法。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在那里他培养了很多爱好书法的学生。有一次我到师范学校去看他，他那不足二十平米的办公室内挤满了学生。床上，桌上、墙上到处都是条幅字画，笔墨纸砚，书籍宣纸。小小的办公室显得拥挤，杂乱和热闹。上课让学生练习书法时，他也要在讲台上写上一张，一是以身作则，希望学生也能持之以恒；二是以自己的书法给学生作个样本，以便学生在比照中体会书法的妙处。他常常拿着学生的作品让我欣赏，见了得意之作，就欣喜于色，赞不绝口。
晚年，他儿子多病，一家几口全靠他一人微薄的工资度日，其艰难可想而知。但他仍能心平气和，快乐地投入到自己喜爱的事业之中，坚持一种恬淡简朴的生活。直到自己做了手术，才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离开岗位不到一年，他就离开了人世。
秉公走了，走时，他仍是一位普通农民。秉公走了，走时，他仍是一名代课教师。
哀哉，秉公，我之良师！悲哉，秉公，我之益友！
秉公梅品菊质，清高绝俗；秉公才华横溢，儒雅风流。
秉公一生坎坷，不变操守；秉公倾情桃李，遗恨悠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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