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我的家乡村里有个已故老农，种田能手，很穷。一年，他在家门口贴了一首对联，下联是“人不由命由天”。一般人走过：“哈，这老头。”视不足齿数；学问人走过，斥其为唯心主义。农家的春联一年一换，而他家门口从此不再贴红，似乎论断凿定，不必再发表议论，不再评世论事或祈祝愿望了。久而久之，不知什么原因，这对联没有了，我却因这老头的怪异，他这一论断始终印在脑子里。后来，我读了许多哲学、社会、宗教等等的书。依古时宿命论，人生命注定；依现代社会观，人定胜天。以我的知识，对这一命题始终不得尽解。
人们都管老农叫哈哈弟，只在生产队的工分簿上才记着他的真实姓名赵晓星。赵晓星出生于徐世昌当大总统时节，那时各路英豪混战，天昏地黑。他出生满月时，有自喻徐子平后昆的算命先生说他十九岁出老婆运，三十二岁出好运，四十八岁交大运。出什么大运呢？他父亲问。算命先生说自己也断不很定，星命最讲究的是一个时辰，这时辰上下差一点点，富贵贫贱差千里。按你说的点腊烛支数推演，当是寅时无疑，或许腊烛粗些细些，就是千年前的算命老祖徐子平再世也难保算得一点不差。按命理算是要当大官的，只可惜晚生了半个时辰，要是在上半个呢，肯定是一个大将军。父亲说：将军不好，将军不好，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子弹，还害得百姓不安宁。先生说，如此正合你意，下半时文曲星幸临，红朱笔刚好点着，是个文官，依命算来，该是个府太爷级的。父亲又说，做官不好，做官不好，我只希望他日后过个安祥日子。嘴上虽是这样说，可是肚里美滋滋的，毕竟官场有无限的诱惑力。父亲心里想着，这苦日子很快就会有个头了，就据出生时辰和自己的希望，将儿子的名取为晓星，字荣禄。到上学时，父亲就将算命先生的话告诉他，出发点是使他能努力读书。晓星很乖，整天笑哈哈的，是族中“荣”字行第二，村里人都叫他哈哈弟。穷困中，一生劳碌的父亲未能等到晓星闪烁，仅留下一个期望，便早早离开人世了。孤身的哈哈弟在一间墨黑的木房里苦挣着。土改时，他分得了一份土地，又娶了妻子，这年他三十二岁，也算是出运了。夫妻勤劳耕作，生活渐渐好起。哈哈弟一天到晚笑哈哈的，似乎应了星命之测。
一年半后，哈哈弟晚年得子，夫妻俩过着牛朗织女般和睦的日子。他给儿子起名叫“天静”，有人问他是什么意思，他没有直接回答，拿出一本发黄的，保存得很平整的宗谱讲解着，将本族氏人口与战争一一对应起来。不用说他是太渴望平静时年了。天下平静是老百姓的最大祈望。哈哈弟说，富贵宦官讲太平盛世，布衣平民求太平静世，盛世官逞威风，静世民得安宁，朝廷轰轰烈烈，平民就要苦，相比起来，南宋子民比北宋子民就好些。一个识字不多的人，也能从家史联系到国史，岂是圣贤们之所料？但他只能将研究成果归结到“希望”，恐怕这就是百姓与专家学者的区别了。春联是他书面发表见解的唯一刊物，一年一期。
时间不长，合作化运动来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他家再次没了自主的土地，虽然生活平平，也还能听到他的几声“哈哈”。大家一起干活，有人不时用算命先生对他的预测开个玩笑，他都哈哈对待。大办钢铁时，家里的铁锅被砸了炼铁，妻子死去，卖了家什买棺材。如果说他还不是标准的无产阶级，那末，这一间墨黑的木屋就是证明。从此，晓星暗淡。青年男女都到三十里外的红岭洗铁沙去了，留下几个老弱在大队种地，哈哈弟老得快，他也被留在大队。越苦的人肚子越大，食堂里那些半去皮的马铃薯面糊老是吃不饱，碗底碗沿要舔过几遍。对这种共产主义生活他也没有什么意见，锄地时，他发现一根指头般大的薯根，弯腰捡了起来，也不洗，用手拍拍，吃了，又默默地干活。一天，一个穿草鞋的青年飞快地从远处跑来，向大队告急“炼钢铁木炭不够”。哈哈弟即刻被派到砍伐队烧木炭。他诧异，松木炭能炼钢铁？上得山去，下半山的树木已被砍得空荡荡的，大约每隔二、三百步就有一只像乌龟样的炭窑，它们正在逐步地繁殖，成群地向高处爬去。已被砍过的山坡像剃过头一样，光秃秃的，未被砍过的是密丛丛的大树，形成截然的分界。哈哈弟走进密林，摸摸这棵，又抱抱那棵，迟迟地不开斧，喃喃地说，这些树是要七、八十年，百把年才长成的。他的心灵正与森林对话。同伴们呼喊他，告诉他，这些都是要被砍光的，我们就狠下心，“解散头发砍吧”！
乌云黑压压的，狂风一阵比一阵紧，瞬间豆粒大的雨点密集地打在光溜溜的乌黑的脊背上。天空暗得让人发毛，只听见哗哗的山雨声。远处的那座山崖在黑暗中顿时变得象一个巨魔，面目狰狞，山水从崖顶的漏斗口灌进，又顺着半腰的岩洞泻下，巨魔的大嘴里顷刻就有一条异样的舌头悬到地面上。哈哈弟瞪着巨魔，心生憎恶，无奈地搓手。他靠在一棵合抱的大松树下，直楞楞地望着近处树稍上一滴滴落下的水珠，仰头大喊：天，你要怎样变呵！
就这一句，哈哈弟舒出了久积的一口长气，接着又默不作声。
几个躲在岩洞避雨的同伴回答说，估计要转晴了吧。
大雨过后，山坳是一片泥石流乱石滩，一棵人把高的小树在乱石滩中间只露出尺把树梢，无力地耷拉着。雨停了，山洪还在继续，乱石滩在一点一点的向下贪嗜生命。
几天后，哈哈弟挑着两个硕大篾篓，一担松木炭压在他弯弯的肩膀上，走过十几里山岭又十几里田埂路，见到一座座冒火的炉子，每个炉边有两个赤膊大汉拉着一个丈把长的风箱，蓝色的火焰照得大汉肋骨一根根象靛青画出来似的，脸色铁青。旁边有几个肌肤肫黄的男子，不时地往炉子里一忽儿添锅铁一忽儿添铁沙。有人告诉哈哈弟说，你的铁锅就是被扔进这炉子里的。他感到惊讶，不发一声，倒下木炭就默默地往回走。他当然不知道县人民委员会悬挂的那块国务院颁发的奖状，使人民群众自傲，使革命干部荣耀：外国的汽车烧汽油是喝浠的，我们的汽车烧木炭是吃干的。这荣耀有他的一份。
一阵以钢为纲后，很快又以粮为纲。县里的工作队来了，提倡“直六横四”，忽儿又是“二五密植”。工作队员说，株数多产量肯定比株数少高，于是几丘半成熟的水稻被移栽到一丘田里，于是万斤亩有了。可是食堂里的粥依然是很薄很薄。优越的供给制，“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谁都用不着对自己的生活操心，操心与不操心都是一样的。谁都没有心事，没有牵挂，可以一心一意干共产主义。那年头，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人民群众有许许多多的惊人发明，捷报频传。
又一段时间后，农村三自一包风括起来，哈哈弟凭着父辈传给他的农耕技艺，生活很快好起来。他把个儿子打扮得小公子似的，父慈子孝，虽不富裕，日子倒也过得顺畅。
不久，二十三条、六十条什么的来了，自留地、自留田没有了。哈哈弟是个老实人，他并不关心几条几条的，只是队长叫怎么干就怎么干。生产队长听大队长，大队长听公社的，公社听县里的，上头的精神不折不扣一直贯彻到哈哈弟这里。年终决算，每个工值是三角六，哈哈弟的底分是九分七，全年除去雨雪天队里不安排出工，他都去了。一年出工三百四十七天，总收入是121。17元，抵消父子俩全年的口粮，余2。66元，是中等户。有人说，哈哈弟六六顺，明年有好日子罗。哈哈弟买了些盐，又买了半斤肉过年，剩下的到大年初一给儿子做压岁钱。隔十来天，小天静又将压岁钱交给小学老师，说：“我爸说等卖了布票一定会交齐学费的。”
不知什么时候，农村资本主义的尾巴长出来了。村里的许多人都在生产队收工后上山垦荒去，附近的几块山被开垦得东一块西一块，远看像长了烂头疮一样。雨天，生产队不上工了，哈哈弟穿着蓑衣背把锄头也到山上去想开块地。转来转去，凡有小树的地方他都没下手，自己像欠了债似的，摸着这些小苗，就想起砍树烧炭的事。他在一块空旷地上，将石块细心地捡去，插上红薯苗。到收获时，红薯长得圆滚滚的，红通通的。天静在一旁帮忙，说：爸，你种出来的全是红鸡卵哎。这年冬天可是享福了，山上的萝卜菜也长得绿油油的。天静从小便学着做饭，可以用萝卜的菜叶菜头做很多样菜，用红薯做出很多种饭。天静端着满满的红鸡蛋招呼坐在门口抽旱烟的爸吃，哈哈弟有意端着碗串门：“吃吃看，我天静焖的，甜不甜，香不香。”于是街上又有了“哈哈”声。天静吃得胖乎乎的，叔伯们都叫他“蕃薯儿”。
一天，县里的工作组又来了，哈哈弟的尾巴被割了。哈哈弟也并不气脑，说，皇帝圣旨口，朝廷怎样讲，百姓就要怎样做。辛亥时割头发，现在割尾巴，都是天意，天命不可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老农思想不错啊，只是这种讲法太那个，于是在一片掌声中他当上了村贫协主任。官运来了不必努力，无形中正应了算命先生的论断，只是官运比测算迟来两年，官也没那么大，但总算是官，尽管不叫官，叫干部。他做的是安乐官，从未操劳过，既无洪福，也没灾祸。后来既未辞职，也未罢免，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官渐渐地被人忘了。十年前的砸锅，如今变成砸上代人的房子，古祠堂里的砖雕木砖全被砸了，他珍藏的那本宗谱自然也烧了，封建主义居然这样容易地消失了。县里的“‘红’‘革’相争”，战火烧到村里，村里居然出了“总司令”。几十年已没有过的“哈拉杯”（一种南方民间中药）叫卖声响起，哈哈弟说，按书理，这种叫卖声一出，总该是天下大乱了。几年的“打倒”、“万岁”声后，在山河一片红的大治之年，他家按人口分到了十六颗糖精，过年时过上了甜日子。冬雪未融，外面红旗飘扬，哈哈弟床前的洋油灯象萤火虫一样的闪着，谨遵天命，不得不遵，他在暗夜中默默地死去。
天静这名字取得毫无意义，他偏偏是在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中长大。责任制推行了，他将责任田托付给叔伯们种，自己走广东赚了许多钱。十年三改房，一辆“小乌龟”停在狭窄的院子里，老婆总骂他“脸皮厚”，连停部车的地方都没有。
秋天，我回老家去。天静老远就叫着，老远地就拿出一支香烟，迎我走来。我称赞他能干，他说还是你们吃皇粮的好呵。赚个把钱，劳心得很。说话间，天静的叔伯们也围拢来，我问他们生活怎光景，都说这几年天做得不错，年情好，吃吃用用没问题。抽着烟，我想起哈哈弟，又看看眼前的天静，恍然悟出先前晓星发表的仅有一句的论文：人不由命由天。
坟地再好，落地时辰再好，天道变了人命也变了。老百姓能使天公怎么样？只有投机者才在乱世中发财发福。
“人之所欲，天必从之”。等到高人们读过《左传》等圣贤书，得道成为天神后，又都将左丘明的这句话改为“天之所欲，人必从之”。天可以强横地代表所有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因此中国三千年来，人命由天就很自然了。所有圣旨都为着天老爷，所有执行和解释圣旨的人都为着自己的利益。有人替天行道，那也只是说说，心底里还是为了自己，就象宋江那样。命运之说，骗骗别人，也骗骗自己。星相家徐子平，和他的门徒们或许早就识破天机，只是为了混饭吃，才死抱四柱八字之歪理不放。四十年悟道，始知人运总依国运行，连山川草木的存亡也是难违天命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