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司马光《资治通鉴》196卷记载，贞观十六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李世民连续下达了两道命令：
其一，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元月）。
其二，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肢体，为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
第一道命令是说，搜求天下逃亡的无赖汉限期回籍，以服劳役；其二是说，对于那些为了逃避劳役而自残手足的，要依法治罪，劳役照旧。我们看到，面对这两道命令，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在劝谏了，魏征已病入膏肓，虽也不时的进谏，但李世民采用的已经很少了，下面马上就要谈这个问题。
我们从第一道命令里，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为了躲避劳役而流亡天下的人已经很有规模了，以至不得不需要下一道全国性的命令加以限制了，结果怎么样呢？从半年后下的第二道命令就可以看出那个有点儿“血腥”味儿的结果，为了抵抗第一道命令，多人甚至不惜采取自残的方式来继续对抗，以至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惩罚他们，并且不得免除劳役。
有趣的是司马光编选这则史料的态度。他巧妙的把这种“福手”、“福足”的方法，与隋朝作了个对比，说这种方法是因为隋朝“赋役重数”，人民难以承受，而不得不采取的方法，显然，这种方法在隋朝应该有一些效果，这部分人没有再去服劳役；而这个时候的大唐甚至连这一扇门也关上了，透过这些被有意遮蔽住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老百姓对待政府的一种态度，已远非贞观之初了。“到现在遗风犹存”，司马光太有意思了，谁能够会把它作为隋朝的“遗风”来看呢，此处他用了曲笔，在考验读者的智力罢了。
这几年的李世民，已经沉醉于贞观之治的光环下了，不但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而且也想在军事上有一番作为了，以后会专题论述这个问题。国内的矛盾也在潜滋暗长，百姓的对立情绪也在逐渐增强，尤其是他对待大臣们进谏的态度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早在更早的时候，贞观十一年，魏征就敏感的捕捉到了李世民的这一变化，他在一次对话中曾经尖锐的指出了李世民对待进谏态度的三个变化过程。贞观初年，担心人们不进言，引导、提倡、奖励大家规谏；三年以后，不刻意求言了，但见到有人进谏，还能够高兴的采纳听从；最近一两年来，不喜欢别人进谏，看出来你勉强在听，但脸色吓死个人。李世民还不服气，问魏征他那个地方是这样了，魏征毫不客气的给他说了一大堆，说的他没有话说了。
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对待进谏的态度，学的更聪明了；不管谁来进谏，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叫好，甚至竖起大拇指表扬。可表扬归表扬，不采纳我照样不采纳。他还在不同的场合要求大臣，有意见你们要提出来，不提出来就是你们的失职；但你们也不要指望我全听进去，啊，这个，那个……哈哈，老李陶醉于自己的勋业里了。
我说过我们不能以现代的观点去要求一个封建帝王，通过读史，我们可以吸取精华的东西，拿来再用。李世民大帝在经过自己最璀璨的统治后，也在通过自己的瓶颈，好在当他刚刚钻进这个瓶颈时，生命突然戛然而止了，于是留下的光环远远盖过了阴影，但我们还是要透过这些阴影找到那些教训，以期对后世有补吧。
有人推测，如果李世民再活二十年，他也会象隋炀帝一样走向自我覆灭之路；但这个推测毕竟只是推测，李世民正当其时的死去了，所有的推测都失去了意义。
080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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