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唐·吴兢《贞观政要》“慎言语第22”，记录了两条李世民有关起居注问题的谈话，对现在的人仍然很有启示，现在把它梳理出来，以资借鉴。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对左右的侍臣说：“我每天在朝堂上处理政务，每想要说一句话，都要考虑这一句话对百姓是否有益处，所以不敢多说话。”当时在场的给事中兼知起居事（贞观初年，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掌起居郎及起居舍人事务，即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杜正伦进奏说：“国君的言行必定记录，说的话记录在起居注里面。臣的职责就是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到自己的忠正。陛下如果有一句话违背了事物的规律，那就会有损圣德千万年，不止是现在对百姓有损害呀！希望陛下说话一定要谨慎。”
这个杜正伦也是个利害角色，到下面“李世民之文臣系列”，还要详细说明，这里就不在赘言了。李世民深深懂得杜正伦这番话的深意，他是看着隋炀帝乖张的言语与行事方法亡国的，因此他说话做事时，都时刻在想着这面镜子。所以他听了这番话后，非常高兴，感到杜正伦尽到了一个起注官的职责，就赐给他彩绸百段。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兼记起居事务，近来记录我做的事是好是坏呀？”褚遂良说：“设置史官的目的，就是要忠实的记录下国君的所言所行。做了好事必须记录下来，有过失也一定不能隐讳。”
李世民说：“我懂得这个道理呀，因此，我现在在努力的做好三件事，也是希望史官不至于记录我的过失。一是审查前代政治成功失败的史实，作为借鉴；二是进用有贤德的人，共同制定治理国家的策略，不让我一人说了算；三是排斥、疏远奸佞小人，不听信谗言。我可以坚持下去，始终不改变。”
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李世民与有贤德的人共同治理天下的思想，他不但说了，还具体的应用到了他的大唐帝国的实践中。事实证明，之所以造成了贞观之治那样一个生机勃勃、英气勃发的时代，与李世民着意营造这样一个宽松的政治气候密不可分，他不堵塞言路，不放任自己，不以权代法。贞观时代，有许多让我们后人感慨之处，那是一个永远逝去而很难再生的时代，直到现在，在某些方面，我们似乎还在原地踏步。
皇帝的起居注，皇帝本人不能看，这给李世民带来了很多烦恼；他不是因为怕做错了事被记录进去而烦恼，而是怕重复同样的错误而烦恼。他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让起居注发挥它应该起到的作用，于是他把重臣房玄龄召来商量这个事，把自己的想法与他交流。
贞观十四年，李世民对房玄龄说：“我经常观看前代的史书，弘扬好的，摒弃坏的，足够作为对后来者的规劝和告诫。不知道自古以来当代的国史为了什么不让帝王亲自看看？”房玄龄回答：“国史既然好坏都要写上，是希望与告诫帝王不要做非法的事。只是怕有些记载与帝王的意见相抵触，所以不能让当代皇帝亲自看。”
李世民接着说道：“在这件事上，我的想法与古人迥然不同。今天想亲自看看国史，如有好事，那就不必论说了；如有坏事，我也想把它作为借鉴，使自己得到改正呀！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保证不看国史，你能不能把国史中能够帮助我少犯错误的条目，撰写抄录后送给我，以达到提醒我的目的呀。”这个建议是很低调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也是不违背惯例的。
于是，房玄龄等人就马上行动起来，整理国史，把国史删剪后，按年代次序编写成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呈送给太宗。李世民非常高兴，阅读得很仔细，我们看一下李世民读当代史的态度。
当他看到六月四日（注：公元626年的这一天，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太子与自己的兄弟）的记录时，发现文字都非常隐讳，遮遮掩掩，不明朗。他就对房玄龄说：“我那天做的事，是为了安定国家、有利于百姓呀，史官的记录为什么隐瞒呢？应该马上删除虚饰多余的文字，直截了当的如实的书写出来。”这样一来，房玄龄等长舒了一口气，所以这个太宗实录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李世民支持据实书写，给史官松了咒。
魏征听到这件事后，很是钦佩，上奏说道：“我听说皇帝处在极尊贵的位置上，没有什么可顾虑惧怕的，只有国史，用来惩恶扬善，如果记载不真实，后代有什么可看的呢？陛下现在命令史官改正文词，如实书写，非常符合最公正的道理呀。”
一个皇帝无法看到的起居注，通过这种方式，被排上了大用场，李世民真是不简单；“玄武门之变”，不管怎么说，那是他在杀害太子与兄弟，他也要要求史官如实书写，于是才有了太子射他三箭不中，而他一箭就射杀太子的记录，其对错后人已有公论。单说这胸怀，后人哪一个能与之比肩呢！
080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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