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什么事，都得讲个现实，马克思主义也得结合实际才能行得通啊！”一个比较了解他的症结的同志这样说他。
“再这样下去，对你可没什么好处。胳膊还能拧过大腿。“这可能是出自一个很懂利害得失的人之口。
对这些话，郑克思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他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整天还是沉着个脸，在那里默默地干活。他不知道从那里来的那股劲，好像非要把谁压倒似的。他也好像恨什么，时常暗暗地咬着嘴唇。他有时又好像很悲痛，眼里常常噙着泪花。他就是这样地一直在等待着上级对他“报告”的答复。
十二、毕业
一天下午他正在切菜，大队领导中唯一能与他搭上腔的杨付政委找到他的跟前说：“老郑，你到我那里一下，我跟你说个事。”一看这样郑重其事，他想一定是他那个“报告”有了结果。于是他把围裙解下来，顺便把手一擦，就跟着到了付政委的办公室。付政委很客气，又是搬椅子，又是倒水，象招待一个素不相识的客人一样。他们坐定以后，付政委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边看边说：“老郑，今天组织上让我跟你谈一件事：最近上级党委根据精简精神和你的实际情况，决定让你第一批转业……”
“转业”这两个字来的这样的突然，它就像两个铅块打在了郑克思的头上。开始他只觉得一阵晕眩，紧接着一股难以忍受的酸痛从胸中涌起，两只噙满泪水的眼，直愣愣地盯着付政委手中的红头文件，心里不知是在责问，还是在哀求：“我那一点不符合一个战士的要求？！军队这么大，怎么就容不下我？！为什么要剥夺我干革命、为人民服务的权利？！”
付政委看到他很激动，就对症下药的说出一番话来：“我知道，我们这些老同志一下让离开部队，谁都有些舍不得。可是，毛主席说‘部队是个大学校’呀，我们的转业就是毕业，是奔赴新的战场，是转移革命阵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不应该有什么犹豫的。再说，这也是组织对你的照顾，回去也可以解决家里一些困难，反正到那里也是干革命嘛！”
真是“响锣不用重捶敲”，对于郑克思来说，只要是毛主席说的，只要是革命，不存在什么想通想不通，再大的弯儿也能转过来。付政委这一席话，就像按着了装在他脑袋里的一个转换开关，马上接通了他另一条思路：“对，反正那里都是干革命，只要能立刻离开这个地方，不与他们打交道就行。”付政委看他开了巧，才故意的又说：“不过，你如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还可以替你向上反映，这还不算最后决定。”他没等郑克思回答，就又接着说：“如果你没有意见，那就请你填一份表。”
“决定我服从，照顾我不要。”郑可思斩钉截铁地说到。付政委在给他递表时，似乎语重心长地叮咛：“回去好好看看，想好了再填，这可是关系后半辈子的大事啊。”
郑克思出去不一会儿，就把表送来了。付政委一看，“本人对分配工作的意见及理由”一栏，一个字也没有写。这时他转身就要走，付政委一边看别的栏，一边伸出一只手赶快招呼他：“你先不要走。你这关键的一栏怎么不填呢，将来人家地方就靠这个分配你的工作的呀！”
“我没有什么意见，一切由组织上安排。”他还是那样斩钉截铁地说着。
“那也得填，这上级有统一要求的。”
“那好。”他拿出笔来，拽过表就写：“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党叫干啥就干啥。理由：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付政委毕竟是个知趣的人，一看他这个劲儿也只好作罢。
自此以后，他与领导之间一直相安无事，没有打过什么交道。他还是每天在炊事班做饭、喂猪。转业的其它几个同志整天忙着做家具、买特产，有的已请假回去拉关系、跑后门，即使没什么事的也基本上不上班了。有些好心人也提醒他：“你还不回去看一看、跑一跑，在这儿卖什么傻劲儿。你就是累死，还指望他们说你个好。”他听了仍然无动于衷。不过，说也怪，他的工作反而还落实的最快，分配到他老家那个公社供销社当付主任。这要给别人，可能决不会善罢甘休。但他通知一来，就一天也呆不下去了。
郑克思要走了，按上级的要求起码应该会一次餐，开个欢送会。可是由于他这种劲儿，领导上谁都很犯难。让张干事从侧面试探了一下，得到的回答是：“谁想吃谁吃去，别打我的名义。”所以，只好一律出简。不过，不管怎么说，临走了领导们总该去看一看。一来领导嘛，总该有些领导的风度；二是这么老的同志走，如果看也不看看，群众也会有意见。于是他走的前一天晚上，政委、大队长、付大队长、付政委等领导，浩浩荡荡走进他住的屋子。他本来正在跟几个战士和一般干部闲聊。一见他们进来，其他人都唰的站起来，忙着给首长们让坐。但郑克思可马上把脸一沉，扭头就往外走。杨付政委刚要招呼他，“呯”的一声，门从外边重重的关上了。不知他是不是看过法国十九世纪的著名话剧《娜拉》，人们也没有仔细辨别他这“呯”的一声，与娜拉毅然地走出那高级豪华别墅时那“呯”的一声有多大区别。不过，既然都是关门声，该许有些相似之处的。
第二天一早起来，人们在他那间仓库兼宿舍的门上发现一个纸条：
“小张：
公家三块木板、两个条凳、一个草垫、一个小凳，都放在屋里。钥匙和锁就挂在门上，请你点收。
同志们！因为怕影响大家的休息，我也不愿天明后再看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只好就这样走了，请大家原谅。
请允许我最后一次向你们敬一个军礼！
战友郑忠东
公元1976年1月3日凌晨”
字写得很正规，很重，有些地方已经把纸戳破，最后十几个字的笔划还明显有点扭曲，靠纸的下边，还有两三个没有干透的水印。屋里打扫的干干净净，东西摆放的整整齐齐，一切都象他人那样洁净和规范。
“郑克思走了！”消息一传开，全大队就象开了锅似的，到处都在嘁嘁喳喳的议论着、猜测着。有的说，他一定是哭着走的，不然那纸上在那儿来的水印。有的说，他这样的人根本不会哭，要能哭他也就走不了了。几个领导凑在一起，象是在战场上刚刚攻克了一个顽固的碉堡似的，长出了一口气，显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好像在说：“谢天谢地，总算走了吧！”炊事班及其它经常和郑克思一块干活和受过他帮助的同志们，则象失去了什么似的，悄悄嘀咕：“唉！郑克思可是个好人啊！”大部分同志则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知是可怜，还是嗔怪地说：“好人可真是个好人，就是可惜太那个了，以后还不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
究竟是郑克思有点太那个呢？还是别人有点太那个？还是他也有点太那个，别人也有点太那个？直到现在谁也说不太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