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关于《金瓶梅》，许多人熟悉又陌生，而更多人则感到好奇。有人说它是禁书，反正不是什么好书，要不，为什么从小学到大学课本里都不曾出现过呢？但要说它是“坏书”的话，怎么在《中国文学史》“明代文学”中又会有关于它的介绍呢？看来着实有“奇怪”的地方！那么，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部书呢，何以让人困惑呢？这里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以便更好的了解中国古代文学。
大约从万历二十年（1592）开始，社会上开始有《金瓶梅》的穿抄本。现存最早刻本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金瓶梅词话》本，共一百回。除话本外，还有崇祯年间刊刻的《新刻绣像金瓶梅》和清代康熙四十三年刊刻的《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两本同属于一个系统，只是崇祯本有东吴弄珠客序和廿公跋，无欣欣子序，张竹坡评本只有谢颐序。这个版本系统因为删去了词话本的韵文，只保留叙说故事的散体文，所以称为“说散本”。
关于这部书的作者历来有争议。据欣欣子的序，《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古代以兰陵为地名的有两处，一为今山东峄县，一为今江苏武进县。具体是那一处的兰陵，还无法确定，而“笑笑生”为何许人也？目前也无定论。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有人根据《金瓶梅词话》较多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痕迹、书中情节、引录前人作品较多等情况，认为这部小说是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是先在民间流传，后由文人整理改定而成的作品。但由于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观点，所以至今许多难点没有得到解决。
《金瓶梅》的书名是由书中三个主要女性（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合成。故事是从《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嫁接而来的。书中记事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至南宋建炎元年，共十六年，但实际却是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现实生活的写照。
《金瓶梅》以西门庆这样一个兼富商、恶霸、官僚、淫棍等几重身份于一身的人物为中心，通过对他的巧取豪夺、横行乡里的种种丑行和荒淫无耻生活的描绘，为读者展示了一幅上至朝廷权贵，中有官僚劣绅，下至市井无赖、帮闲蔑片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全书内容大致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到二十八回，写西门庆发家的历史。略叙清河县破落财主西门庆有一妻三妾，开一家生药铺，并包揽词讼，放高利贷，与地痞无赖结为兄弟，称霸一方。他还嫖风戏月，强占良家妇女。遇潘金莲，害死武大郎，强娶潘金莲，又谋害朋友花子虚，娶其妻李瓶儿为妾；还奸占仆人来旺的媳妇宋慧莲，收用潘金莲的婢女庞春梅。其间，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第二部分，从第二十九回到第五十四回，写西门庆由经济上的发达到政治上的得势。略叙李瓶儿生子，西门庆贿赂蔡京得任清河县提刑官千户，又认蔡京为义父。从此更加胆大妄为，横行霸道，纵欲无度。第三部分，从第五十五回到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乐极生悲，不得善终的下场。略叙西门庆行贿至当朝天子处，升为正千户，又得纵欲妙方，恣淫无度。潘金莲忌恨李瓶儿有子，以狮猫惊死其子，李瓶儿为此悲痛身亡。西门庆更加专意于潘金莲，一夕用药过度暴卒。第四部分，第八十到一百回。写西门庆死后其妻妾的结局。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私通，事发后被吴月娘逐出家门，回到王婆家，后背武松杀死；春梅嫁给周守备，生子立为夫人，仍与陈经济私通，并与周守备前妻之子有染，后因通奸被杀。时金兵南下，吴月娘携西门庆遗腹子孝哥逃至济南，途遇普净和尚，以因果点化，知孝哥为西门庆托生，便令其出家。
作品中蕴含的社会意义之一：从西门庆形象看金钱的巨大能量。全书的中心人物西门庆是一个亦官亦商的恶霸豪富，在他身上体现了明代后期由地主、恶霸、商人等构成的市侩势力的丑恶凶残本质。他谋害武大郎，迎娶潘金莲，事发之后，只消稍打点便安然无事。京都八十万禁军提督杨戬被参倒，西门庆受到牵连，可他只用了五百石白米的贿赂，案件中的西门庆就变成了“贾庆”，让别人当了替死鬼。他作了提刑官后更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作者通过西门庆的生活经历和言行的交代，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发使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化的生动图景。由于金钱的力量迅速膨胀，使得封建的门第和礼教在金钱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出身贵族之家的王三官也要拜西门庆为义父。贵族妇女也投向了市井流氓的怀抱。然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强大惯力，使西门庆这样的新型商人缺乏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那种在商业方面的开拓和进取精神。它不是把自己的财富用来继续扩大再生产，使资本继续升值，而是主要用在两个方面：一是用贿赂的方式买通官府，谋取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势力；而是大肆挥霍，用于荒淫无度的生活消费。他疯狂的追逐和占有女人。他的精神世界完全被兽欲所淹没，显示出一个十分丑恶和堕落的灵魂。他的纵欲身亡同时也预示着代表新的社会利益和阶级的市井新富难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得到健康的发展。因此这一形象的塑造，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作者把自己的描写观点放在西门庆一个家庭，但却不是孤立地写这个家庭，而是将其置身于广阔的社会联系中，通过对它左右上下前后联系的具体描绘，暴露了明代社会的千疮百孔和不可救药。
社会意义其二，女性世界的社会悲剧。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代表的西门庆家族女性群，构成了一个与传统贤妻良母的温柔敦厚标准大异其趣的吵吵嚷嚷的女性世界。她们一方面受到社会新思潮的浸润熏陶，表现出对传统道德和名节的淡漠，而对情欲、物欲和肉欲则充满了渴望。她们凭着一个正常人本能的情与欲的冲动和追求，去撞击视女性为草芥，以性欲为万恶之首的封建道德框架。在这一点上，她们的存在和追求不无合理性和进步意义。然而，由于封建道德伦理本身的根深蒂固，更由于她们活动天地只有宅院里的几个有限男女，而根本无法也不可能接触外界社会思想和进步力量。所以，她们有限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就只能被局限在自己所能活动的范围内，而对她们来说，家族中最大的追求就是得到丈夫的宠爱。于是，她们那一点点个性自由意识就完全在争宠斗强、迎奸卖俏上派上了用场。从书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妻妾之间，还是妾与妾之间，几乎在任何一个细小的问题上都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随时都可能爆发出一场公开的辱骂和争吵。如吴月娘与潘金莲与李瓶儿、潘金莲与孙月娥等等，莫不如此。其中尤其是“金”和“瓶”之间，争斗尤为尖锐激烈，甚至达到你死我活的境地。其实她们所要达到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得到丈夫青睐关注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满足自己难以填满的欲壑。她们的目标那么明确和简单，只要自己的肉欲从丈夫那里得到了满足，那么也就证明了自己在家住中的地位，从而也就实现了自己最大的人生满足。所以西门庆一样，尽管她们身上具有代表社会进步趋势的因素，但终究没有跳出封建制度的控驭，难以走向具有近代人文色彩的个性主义，最终只能归于灭亡。
需要注意的是，《金瓶梅》从小说的艺术角度看，已经开始摆脱说唱艺术的影响，向近代小说方向转变。它用细致的笔触，描绘了生活中的任何人可以遇到的平常的人，普通的境、琐碎的事情，使全书浸透着“俗”的色彩。这就标志着中国小说的描写对象从远离人间的神或魔开始走向市人，走向普通人的生活，从而体现出文学向“人”自身的靠拢和向文学本位的复归。同时也为世情小说的规模涌现，打出了一面自张一军的旗帜。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金瓶梅》的开路，就没有《红楼梦》的出现。其次，从审美取向方面看，这部小说把自己的审美触角伸向了人世间丑恶的一面。它以西门庆这个亦官亦商的暴发户家庭为中心，写出从官场社会的黑暗到市井社会的糜烂，精确地描绘出那不可救药的丑恶世界。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它以丑作为作品题材，在作者看来这个世界没有美。作者对丑恶现实怀有强烈的憎恶之情，因此他把对生活中的丑进行艺术提炼并概括而上升成为一种审美。这是小说的成功之处。
作品也存在着重大过错。具体表现在描绘生活丑时，缺乏分寸的把握。尤其时对淫乱的性生活的露骨描写，是它难以去掉的污点。书中那些对淫乱的性行为的描写，不像其他作品采用正面肯定人类性的生活的美好，而是将其作为人类龌龊的东西加以展示。这本身就是对自己描写对象审美把握的错位。作者对这些丑恶淫乱行为又不时流露艳羡之情，不仅让作品丧失了艺术的高度，也体现出了作者意念中低级庸俗的一面。尽管这些猥亵的文字在书中只占到二三万字，但它的影响十分恶劣。不但损害了审美价值，影响了自身的传播（屡次被列为禁书），而且因为它自身的巨大影响，在中国猥亵小说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坏的示范作用。
《金瓶梅》继承了“三国”的网状结构形式，并使之更加完美。它巧妙以家庭为圆心，采取了全方位的网状结构，把它所反应的生活面扩展到当时的整个社会。语言上继承了说书艺人的口语化的传统，书中采用与市井人物身份、地位、环境、性格相适应的市井语言，包括大量俗语、谚语、歇后语、比喻等，显示出粗俗、琐细、活泼、丰富的语言特征。
纵观这部堪称“奇书”的小说：《金瓶梅》，不为更多人熟知是遗憾的。这内在有其作品中自身的弊端，如过于露骨的性描写，也有现当代道德因素影响人们对作品的判断而对其认识不够造成的一味“雪藏”和“冰冻”。但不能因为一些“错误”就以偏概全的一概否定。让人感动的是文学史学家们没有因此而漏编作品，而是站在专业角度上对作品“开天辟地”的开拓性和艺术审美价值予以肯定，又针对作品中着实存在的错误和低俗的一面，予以了深刻的批评。这些是值得欣慰的。
鲁迅先生说过要“剔除糟粕，取其精华”。这句话用在《金瓶梅》的评价上来看也是恰当的。我想，“批判的继承”不仅是严谨的还“历史以真实”，同时也是对作者和读者的负责，是继承的最好方式。
但愿好的东西永远流传下去。至于“坏”的一面，就让历史和时间以及未来的读者“批判”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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