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据《京华时报》5月6日报道，央视《每周质量报告》2007年3月报道了河北省晋州市海龙棉织厂生产“毒毛巾”事件，后经相关部门检验，该厂毛巾虽然不合格，但并未含禁止使用的强致癌物质。海龙棉织厂随后对央视提出侵害名誉权控告。近日，北京市一中院终审驳回海龙棉织厂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商品生产者应容忍社会公众以及媒体对其作出的苛刻批评。
无独有偶，44年前的1964年3月，美国最高法院也有过一个类似的判例，跟北京市一中院近日的判例几乎异曲同工。
关于“毒毛巾”事件和海龙棉织厂控告央视的来龙去脉，媒体已经有大量的报道，此处不予赘述，但苏利文控告《纽约时报》的情况却未必有很多人知道。
事情起源于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９日，《纽约时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一个政治宣传广告，目的是为民权运动募捐基金。这幅广告对美国南方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方以“恐怖浪潮”对待非暴力示威群众的行为予以谴责。可是，后来发现，广告中有个别细节不够真实。比如，广告中说有几位黑人学生因领导和平示威而被警察驱出大学校园，实际上这几位学生是因进入一家仅供白人就餐的餐厅抗议，使餐厅无法正常营业，违反了当时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和社会治安法而被驱。警察的行为基本上属于依法行事。
苏利文是蒙哥马利市警察局局长，他控告《纽约时报》严重损害了他作为警方首脑的名誉，犯有诽谤罪，要求五十万美元的名誉赔偿费。蒙哥马利市地方法院陪审团判决，被告《纽约时报》诽谤罪成立，应付原告五十万美元名誉损失费。《纽约时报》不服，把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１９６４年３月，最高法院以九票对零票一致否决了地方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裁定，让新闻媒体保证每一条新闻报导都真实无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判决书中说：“对于公众事务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富有活力和完全公开的。在辩论中，很可能产生针对政府和公职官员的一些情绪激怒、语调尖刻、有时甚至令人极不愉快的尖锐批评……宁可让一个人或报纸在报导偶尔失实时不受惩罚，也不能使全体公民因担心受惩罚而不敢批评一个无能和腐败的政府。”
对于北京市一中院的判决，恐怕有很多人感到不解和愤怒，认为法律偏袒央视，没有为名誉和利益受到侵害的企业主持公道，将助长媒体的胡说八道和诽谤他人。
媒体不是神，也会犯错，而且它的过错有时候对被监督者的伤害是致命的，例如这个海龙棉织厂就几乎因为“毒毛巾”的报道而破产。
但是，相对于巨大的公共利益而言，这样的损害又是轻微的和难以避免的，牺牲厂家利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如果要求媒体的舆论监督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势必提高监督成本、降低监督效率；如果媒体为了公共利益而出现的失误受到严厉问责，以后还怎么敢替公众行使监督职能？
在时下，人们对媒体不是太宽容、太放纵，而是太苛刻、太不放心。现在有了北京市的这个判例，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案件，各级法院判案时就有了明确的依据。因此，我们应该为北京市一中院的判决大声叫好。（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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