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黄州的生活对于苏轼来说变成了一种享受，他在此地交游，读书作文，豁达的心境，享受着这里的月光和美酒。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神宗手诏苏轼改任汝州团练副使，诏中有“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的句子，苏轼感到了欣喜。不久神宗驾崩，新皇帝登基，小皇帝赵煦年方九岁，由祖母高太后摄政。高太后是倾向于保守派，反对变法的，对于苏轼的才华也是颇为赏识，于是召苏东坡回京，他迅速升官，最初知登州，到任五日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很快升迁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成为三品的翰林，负责起草诏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达到了他一生仕途的最高峰，也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这一次是因为他站在了保守派的对面。高太后垂帘听政，保守派东山再起，他们纷纷要求尽废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恢复旧制，而苏东坡则认为尽管变法有不少的弊端，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切实可行的内容，应该进行区别对待，不能仅凭意气用事，而应该保留有利的内容，去掉其弊端即可。为了此事，他多次与执政的司马光发生当面的争论。竟然有人将苏轼比喻为第二个王安石。苏轼在朝为官的几年中，他触犯了每一条做官成功的规则。朝廷的斗争以他为中心，有几十篇表状攻击他，太后不理，并命朝臣不要再进言，并要处罚弹劾苏东坡的人。朝臣面子尽失，对苏东坡恨意更深。
弹劾苏东坡的状子一天比一天多，幸亏有高太后的保护，没有遭到悲惨的结果。或许是感到自己的处境又一次步入艰难，于是，他再次请求外调。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他终于如愿了，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
苏轼在杭州太守任内，又操作实施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情，更新建筑，建设公立医院、建设城市供水系统、修筑运河、建水库、筑苏提，整建西湖等等，为这个城市的发展立下不少的功劳，也可以看出苏轼实在也是个实干家。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宣布继承神宗的未竟事业，不久朝中重臣大换班，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革新派重新执政。
苏轼既然是两派的共同敌人，这一次又是在劫难逃。不久，苏轼被撤掉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被贬往英州，厄运接连降临，又被贬为建昌军司马，安置惠州，惠州即今广东惠阳，历来只有重要的政治犯才被流放此地，苏轼可能意识到北还无望了，于是，他把家人安置在宜兴，只有三子苏过和侍妾朝云陪伴奔赴惠州。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到达惠州，苏轼在惠州学习佛经，吟咏创作，支撑他的无疑又是他的达观和洒脱。有诗《荔枝叹》一首可以一见此时苏轼情怀："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跨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官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风顺雨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牙，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绍圣四年，反对派看到苏轼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自然是恨的咬牙切齿，于是，一纸贬书，苏轼再次被贬为琼州别驾，安置于昌化军，也就是儋州，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所谓天涯海角，就是这儿，这里可是历代贬官的最远的地方，可是苏轼在此依旧活得丰富多彩，更为可喜的是他的创作也极为丰富。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驾崩，年仅二十四岁，即位的是宋徽宗，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也是倾向于元祐老臣的，于是流放边地的许多人接诏内迁，当时有人作诗曰：“时雨才闻遍中外，卧龙相继起东南”，苏轼也是在召还之列，年过花甲的苏轼得以生还，自然感慨万千，他与苏辙决定聚首常州。
回首多年的经历，苏轼情不自禁，吟诵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不幸，到达仪真的时候染病，坐船来到常州后，不见好转，而且病情日益加剧。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终年66岁，死后苏辙遵遗嘱将其葬于汝州之峨眉山。
苏门六君子李文叔作祭文曰：“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
苏辙所作墓志铭，更是道出了苏轼一生的精髓，可谓乃兄知音也："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苏轼在临终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我不会下地狱。"充满了自信与达观，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今天我们吟读苏轼之诗、之文、之词，品味其书画，再看他得意或者贬谪之时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很好的启迪。他执着而善于变通，独特的思维和人格，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始终如一保持着自己，未曾有所改变。有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文人”，实在是中华之幸，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精神之集大成者。 | | 上一页 [1] [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