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杜大哥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可是每逢清明，总忘不了悼念我的这位命运多桀却又坚强刚毅具有一副热心肠的好同事、好哥哥。
杜老师叫杜增书，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邻居。我的人生阅历中有一段关于他的精彩故事，因为是他介绍我来到天津科技大学工作，是他和他的老伴袁老师在我精神受到重创的时候，给了我倾诉的心灵窗口，鼓励着我坚强地走过了那段沼泽地。
我和杜老师认识，大概是在84年吧，因为我是84年底调进的轻院（我们单位的前身）的。当时我在天津市乡镇企业局生产处工作，有一天因为处长脱不开身，让我这个搞宣传的代他去北辰参加一个科研项目的推广会。我有幸在这次会议上认识了杜老师，他当时用平缓而亲和的语气介绍了轻院的几个科研成果，寻求乡镇企业中的合作伙伴。我被他介绍的项目吸引，更被他不温不火儒雅的气质和磁性的男中音打动，便在会议讨论时挤到了他所在的那个小组。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接触。
后来，一次我和处里的老李头出差到蓟县，没想到竟然在一家招待所遇到了杜老师。记得当时他是为了推广酸枣汁的项目去蓟县的。当时到底是在哪家招待所住的，还和县企业局的领导谈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吃过晚饭我和老李在院子乘凉，杜老师也出来了，我们聊得很投机。当时我随便地说了一句：干脆我到你那里干吧。不曾想，就是这么一句漫不经心的话，成就了我后来的人生。
杜大哥是个办事极其认真的人，回去后，觉得科研处不好安排，便与需要一名校报编辑的宣传部商量。当时宣传部刚刚创办《天津轻院》报不久，正需要一名专职编辑，考虑我是在南开大学学中文的，便同意接收了。那年的11月份，我结束了5年沉闷的机关生涯，来到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高校。
记得当时我对杜老师充满了感激，曾拎着酒和糕点类的东西到他家去酬谢。可是我清楚的记得，当时他们老两口非要留我吃饭，当时炒的是木须肉，还打开了一盒午餐肉罐头，临走时，杜老师死活非要硬赛给我一些水果罐头、果汁一类的东西，我执拗不过，便带着满腹的感动，把这个情节记录在脑海里。
工作不久，我们单位分配房子，在我选择房子的时候，我让杜老师帮我选房，他热心地给我出主意。后来，因为孩子小，为了能得到他们老两口的照顾，我又几经周折把房子换到了他所在的那栋楼里，住在了他们的楼上。我上小学的女儿转学后，就和他与后妻的孩子杜鹏成了同班同学。
杜老师和他的老伴儿袁老师，成了我生活中离不开的“拐棍”，家里不论发生大事小情，我都会像个黏糕似黏着人家，连我丈夫住院时用泥套炉子这样的活儿，也是杜老师帮着干的。袁老师也是热心人，也经常到我家里来坐，赶上孩子回来晚了，我就去问袁老师:“杜鹏回来没有？”我在日常生活中急需什么东西，也都是从他们家里借。当时，我就觉得和杜老师家住的近，心里很踏实。
1990年，我丈夫病重神志不清，焦急中我首先想到了求助杜老师，让他到远在几十里外的母亲家报信，当时母亲家里穷，还没有电话。记得那天傍晚杜老师正在和面，听到消息顾不得把馒头蒸上就匆匆地洗了手骑车上路了。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他由于不认识路，理应一个小时的路，他竟然东找西找的用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我母亲住的地方，当时我们全家感动的不得了，弟弟、妹夫马上打车和杜老师一起回来了。正是好心的杜老师，在关键时候给我救了急。
都说好心人好报，可是上苍却把太多的磨难给了杜老师：少年丧母，中年丧妻他都赶上了，老年丧子这更悲惨的遭遇，也让他赶上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年，他不满12岁的再婚儿子杜鹏骑车到市里上课外班，当小家伙骑到黑牛城道与解放南路交口的一个立交桥时，遇到了车祸。
记得那天中午都快一点了，我去到他家借土簸箕，袁老师告诉我说孩子还没有回来。到了下午，就听说杜鹏在车祸中遇难了。当时，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个胖胖的、白白的、见了我总是憨憨地叫着田姨的小杜鹏会从此消失了？我心如刀绞，孩子可是杜大哥、袁大姐的命啊！那天晚上，我和单位的同事们陪伴着这对不幸的老夫妻度过了难熬的一夜，后来出殡的时候，我又亲自送这可个可怜的孩子去的火化场。一路上，我坐在座位底下躺着小杜鹏的火化车上，不停地撒着纸钱儿流泪满面，为我的好兄嫂，也是为我自己，失去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孩子悲伤。
如果说，杜老师命不好的话，那么，他的老伴袁老师就更是祸不单行了。几年以后，杜老师在一次拿东西时手不听使唤了，经过医院检查，患了脑瘤，那时他刚刚退休。做了脑部伽玛刀治疗后，本以为他会平安无事的，可是他又不幸转成了肺癌，死亡随时危及到他的生命。
因为杜老师老两口儿早就搬家了，所以杜老师患肺癌的消息，是我从同事小范的口中知道的。她知道我和杜老师关系很好，当时不敢当着我的面说，怕我承受不了。可我最终还是知道了。记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吓蒙了，脑子一片空白：老天爷为什么会这样？会忍心让杜大哥这么好的一个人得这种绝症？我从心里痛，默默地伤心，默默地流泪。我赶到杜老师的新居，安慰他说会出现奇迹的。杜老师是个早就看破红尘的人，很乐观，他还笑着逗我说：“小田，你可千万不要戒烟，赵丽蓉还有纺院的一个人可都是戒烟后得的肺癌，我也是戒了烟的。”也许是老哥哥生前的这句话对我起了作用，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想到过戒烟。
后来，杜老师在二附属医院住院时我专程看过他，他转到中医医院时，我又去看望了他。印象最深的是最后去的那次。在拥挤的病房里，袁老师面色憔悴，她一直陪伴在老伴儿的身边，身患冠心病的她，早就忘记了自己的病，白天黑夜地忙碌着。看她累成这样儿，我心疼地说：“不行就给我们单位的老干部处打个电话，让单位派人来值班吧？”当时杜老师已经不能说话，听到我的这句话，马上皱起眉头连连地摇手。我知道他是很好强的人，从来不去麻烦别人的。这时杜老师要翻身，我马上和袁老师一起去搬他，好沉啊！当时正赶上伏天，天气很热，我在搬他的时候，他的身子下面脱落了一层的泥水，好可怜的大哥啊，再也不能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了。这是我与杜老师——我的好大哥见的最后一次面。
杜大哥走了，带着对亲人和这个世界的眷恋；杜大哥走了，带着一直没有转为正处的遗憾；杜大哥走了，带走了我这个小妹妹无尽的哀思。时年，他63岁，整整比我大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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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难以忘却的事情。值此清明，仅以此文献给一位关爱我的大哥，愿他天堂走好。(作者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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