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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读书要“三勤”
读书，首先要用脑思考，在理解的基础上记牢，这就是动脑。有一位学问家说过：不动脑不读书。其次，读书还要动笔，俗语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动笔的作用，一是记下书中精辟的观点、精彩的议论。二是记下自己的思考所得，用笔下的“硬”记补脑记易忘的不足。再次，读书要勤向别人求教、询问。学问，学问，又学又问，边学边问。问，就是自己不懂得地方，向明白人求教，求人指点迷津；这就是孔子说的“每事问”、“不耻下问”的精神。
读书，没有时间保证还是一句空话。青春稍纵成追忆，莫让年华付水流。“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所以，一定得挤点滴时间读书。“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上述学习方法和读书方法，感兴趣者不妨一试。
1993、10、23
谈中介
中介是论说文中常见常用的一个哲学词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中介机构”“中介服务”的用语也用到这个词。这里主要从哲学角度探讨一下中介概念的含义。
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和思维中，大量存在着由高者向低者过渡的中点，从甲向乙转化的中继，它们把两端衔接起来，使事物发展的逻辑链条不中断，使事物的转化得以完成。这“中点”、“中继”，我们一般称之为中间环节、关键点，既是中介。现实中如果没有中介，事物不能存在、不能发展；思维中如果没有中介，许多问题便不能思考通。中介是从大量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概念，是重要的哲学范畴。
事物总体“包含有间接性或中介性在自身内”①黑格尔用思辨的方式最早接触了中介这个命题。恩格斯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提出了辩证的中介观。“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方互为中介。”②“这就是说，在对立面A与B之间，存在着既有A的特质或属性又有B的特质或属性的‘亦A亦B’的环节。通过这个环节，A与B才能联系起来，这也是一种间接性，因而也是中介。”③
我感觉有两种中介：转化中介和连接中介。转化中介可举进化论物种变化的形态为例。把任一变化形态定格，会发现它与其两端有联系，兼有两端的属性，一系列中间态构成了转化的过程。连接中介更多，如机械中连接动力部分和工作部分的传动部分，科学转化为物质的直接生产力的技术，承上启下的管理层，购买商品的货币，把证券发行者与证券购买者衔联、沟通的证券公司，等等。有的中介兼有转化和连接两种功能。掌握中介观点，对自觉运用中介方法处理关键，解决疑难，大有裨益。
注释：
①黑格尔：《逻辑学》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③陆剑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哲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1993、11、29
谈载体
按承传载送信息的方式和自身的存在形式，文化载体现在可分为视听载体、文字载体和实物载体三类。过去时代，原声音和原场景不能记录和留存，只能共时观听，不能异时传播。人的说话、物体发出的响声以及人们的活动随事件的结束而消失。文字资料，有的是后人的追忆和揣测，顶多是当时人们的记录，但都是当时声音和人的活动的折射和摹写，不是声音的原声，不是事情的原貌，有信息丢失。视听载体是科技发达的现代的产物，远古时代只有实物载体，文字产生后有了文字载体。
现时代的视听载体，改观了我们的生活，给记录历史增添了新的方式。录音技术和录像技术的发明，可以把声响和人们活动的场景记录下来，可以异时传播了。录音技术、录像技术不只是留存了声响和场景，传导出源信息，录音技术、录像技术的物质材料还反映出现时代达到的科技水平，记载了人类认识自然创造新物的智慧。
文字载体不用细说，人们通过解读文字了解其中的信息。实物载体都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制成的物件存在，这些物品各种各样，它们既是文化的承传物又是文化的凝固物。说承传，因为人工物体里可以释放出异时人类蕴藏在其中的生存信息和创造信息；说凝固，因为人工物体把异时人们的思维认识和实践活动固定成有体积、有几何形状的化石，形成历史的遗存。我们从载体物解读过去的时代，通过载体物考鉴历史、认识历史、再现历史。
1993、11、29
写作非儿戏
有人说，写作是文字游戏。如果是写作圈外的人说的，那是对写作的轻蔑、不恭，至少是对写作不了解；如果是写作者自己的自言自语，那是自我轻溅。写作非儿戏，一是因为不是什么人都能进行这种游戏的。二是严肃的写作者是以生命的乐章为文字写作伴奏的。远的鲁迅、闻一多、范长江、郁达夫等例子不用说了，就是现实的周克芹、路遥等几位作家的英年早逝也可以作证。--他们用生命祭奠了写作的神圣，不是把写作当作轻松的游戏，看成是调侃人生的玩笑。传世的有震撼力的不朽作品是生命的呐喊，不是游戏出来的。这与“过把瘾就死”、“逗读者玩”、“赚观众眼泪耍”的“玩文学”和“性文学”是截然不同的写作。
1993、12、3
史籍里的沉思
--读《柏杨鉴古录》
《丑陋的中国人》使柏杨遭到一些批评，因之我亦对其印象不佳。近日读了《柏杨鉴古录》，觉得柏杨对历史、对传统文化不是一概否定，也不是完全崇古，而是有褒有贬。书中有鞭辟入里的分析，有幽默酣畅的抨击，还有建设性的想法，字里行间透着鲜明的爱憎，闪耀着睿智。这本《柏杨鉴古录》是大陆人牧惠从柏杨写的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柏杨语中选编的，编者没晤作者面，却同样为作者犀利的杂文笔锋和爆闪出的火花般观点折服，遂选编了这本书。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首先，作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专制统治和为虎作伥的儒家文化。批判封建专制暴政的黑暗，柏杨不是系统地剖析而是根据一段史实随感而发，触及封建专制统治的许多方面。比如他揭露封建君主铲除异己最毒辣的手段--“诬以谋反”：“天下多少忠臣义士和国家栋梁丧生在这个铁帽之下”，“冤狱政策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占重要地位”，一针见血。又比如柏杨指斥儒家礼仪、礼教的弊端：“君和臣之间隔着一条礼教‘鸿沟’，这鸿沟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无法逾越。”又尖锐地指出封建“官场上的明哲，就是畏缩，圆滑和崇拜权势，丧尽礼仪廉耻。”
儒家文化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地位独尊，对维护封建统治起了巨大作用。柏杨对儒家文化批判尤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儒家学派跟君王合作，而是君王利用儒家‘君尊臣卑’的学说，奴化人民思想，使人民更容易控制。”“儒家学派没有能力单独存在，他必须跟权势结合，既然需要权势保镖，他就必须付出保镖的代价。那就是，儒家学派不久就沦为既得利益当权派的打手。”柏杨看出了儒家文化在封建社会中消极作用的一面和内容上的封建糟粕、封建烙印，十分可贵。
其次，柏杨对一些历史人物在当时的作用和品质、学识方面的优点，能够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如他说：“蔺相如先生的容忍能力可贵，廉颇先生的反省能力和弥补过失的能力，两千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敬意历久弥新。”他盛赞刘邦“对部属的建议，都有正确判断，而在发现判断错误时，决不‘死不认错’，反而马上改正。”仍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他讴歌荆轲等侠士精神“是人类灵性不死的唯一火苗”“是一个民族的白血球或防腐剂。”柏杨在批评司马光“有一种崇古的狂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的同时，也肯定他写的《资治通鉴》是“伟大的文化产品。”--这些都表现出柏杨的辩证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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