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流氓艳拍案史说:六朝粉黛绮丽文风与苏小小 文 / 流氓艳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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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文风不仅仅是个人文学涵养的产物,同样他的形成是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播密切相关的。一定程度上说,社会环境影响了一个人的文风,同时,这种文风又折射出当时环境的文明和发展程度。 文章紧扣这一命题,合理有条有理的分析了六朝粉黛绮丽文风以及其所在的社会产生这样的风格的背景,并以苏小小为代表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本文不仅仅是在文学的角度分析了这种文风出现和存在的缘由,更是对当时社会的揭示和剖析。推荐阅读!
| | 北齐卢士琛妻崔氏,崔林义之女,有才学,性贤淑。一日为春天,以花和雪为儿洗面,作词为子祝福曰:“取红花,取白雪,与儿洗面作光悦。取红花,取白雪,与儿洗面作妍华。取红花,取白雪,与儿洗面作光泽。取红花,取白雪,与儿洗面作华容。”冯小怜,乃北齐后主之妃。本为穆后婢女。其慧踕工歌舞,善弹琵琶,颇得后主宠爱,立为左皇后。齐王国,小怜为周武帝所获,以赐代王达。侍王弹琵琶,弦偶断,乃感而作诗云:“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膝上弦。”周王,隋以赐李珣,珣乃令著市裙,主杵臼事。自此之后,其便消影匿迹了。 《晚妆诗》云:“青楼谁家女,当窗启明月。拂黛双蛾飞,调脂艳桃发。舞罢鸾自羞,妆成泪仍滑。愿托嫦娥影,寻郎纵燕越。”兹时家妓官妓娼户私伎并行,尤以家蓄娼伎者居多。例如晋朝谢安在东山畜妓,“每出游,必以女妓从”。《晋书?陶侃传》:“媵妾数十,家僮千余,奇巧宝货,富于天府。”《魏书?高阳王雍传》:“又与元义同决庶政,岁禄万余,粟至四万。妓侍盈房,诸子端冕,荣贵之盛,昆弟莫及。……后多幸妓,侍近百许人。”以上情况,均说明这一时期家妓之盛。 这些官僚富豪世族之家,蓄妓有以下特点:其一,她们只是供主人娱乐和发泄一种的工具,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主人对其有杀生予夺之权。《玉台新咏》中《和人以妾换马》一诗所言即是指此种家妓。其二,这些家妓与妾略有不同,对主人亦多以歌舞娱乐为主。当然,其间她们也提供性服务,这要看主人喜好与需要。后魏高聪畜妓十余人,不管其是否为之生过子女,一概注籍为妾,以悦性情。可见家妓地位,似介于妾与妻之外。应该指出,家妓在中国古代女子闺房脂粉文化及中国艺术史上,均占有相当重要之地位。她们往往是一个时代歌舞艺术的代表。为了满足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大多数受过严格技艺训练,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在这些家妓中,有不少为名可倾国的表演艺术家,如魏王饮宴,既有“楚姬舞于前,吴姝歌于后”,亦有“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筝于右。”五胡乱华,引胡乐入中原,自此出现了擅长演奏某种乐器之家妓,如箜篌伎、琵琶伎、鼓吹伎、胡笳伎等。有些女伎多才多艺,被冠名曰“歌舞伎”,如北魏女伎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一次,其“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玉台新咏》中有不少描述家妓之诗,亦反映了这方面的状况。 其三,妓家物质生活远比一般平民优厚。盖因如此,故其既为主人消遣逸兴娱悦之宠偶,亦为诗人骑士精神浪漫恋爱之对象。平素对妻妾过于持重之人,大可在媚艳娇妓面前,放肆酬唱妄自轻薄一番。古人话本小说传奇杂剧歌赋诗篇,亦均多以此为原形,赞颂传扬为佳话。如金谷园之绿珠、西湖畔之苏小小,乃至六朝金钗粉黛秦淮歌女扬州美娘,上述文中提到的楚姬吴姝越女秦娥及徐月华。这些官僚豪富,不仅以畜妓之多少,为炫耀其权势与财富。同时,也把这些家妓刻意装扮,华衣锦食,以夸耀其地位或奢侈。《南史?徐君倩传》载:“为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颇好声色,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服玩悉以金银。”《宋书?恩倖传》云,阮佃夫“权亚于人主,宅舍园地,诸王邸第莫及。妓女数十,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及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西晋石崇畜妓千人,“皆蕴兰麝,被罗縠,曳其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北魏元雍“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元琛还专为家妓“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锁,玉凤衔铃,金龙吐珮,素柰朱李枝条入檐,妓女楼上坐而摘食。”看来家妓作为一种典型装饰品,而流通于男人世界,任其享用与支配,无疑为当时所流行。不论她们物质生活多么丰厚,其只不过为男人祭品而已。当然其中之爱情故事,则另当别论。此为后话。
二 所谓私娼,是指在城市妓院出卖肉体之女。她们不同于家妓,不专属某个官僚豪富,不是对个别或极少数人出卖肉体,而是面向社会一切男子。秦汉时期,虽然私娼已经出现,并较春秋战国时期有所发展。但由于此时商业经济还处于初步阶段,都市文化发展较为缓慢,虽然家妓在上层社会相当普遍,而在市井商业性卖淫并不多见。只是到了魏晋六朝时,当时中国最繁华之地江南一带城市中,私娼现象才较为活跃。关于这一情况,《玉台新咏》及《乐府诗集》一些诗歌,均有所反映。如《襄阳乐》诗云:“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浔阳乐》:“鸡亭故人去,九里新人还。送一却迎两,无有暂时闲。”《石城乐》:“生长石城下,开窗对城楼,城中诸少年,出入见依投”。上述作品反映出当时期客之盛,娼家几乎应接不暇。在乐府诗中,“乐”作为一种诗歌形式,类似今日之“逍遥歌”。值得关注的是,下面一首《夜度娘》:“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苦何?”前两句是状景,写人迹匆匆,来去无常;后两句乃向情人诉苦,得不到他的关照。看来当时私娼也有爱情,而不像后来,妓家是反对她们谈恋爱的。 官僚贵族也有嫖妓的,甚至皇帝也有留宿娼家之经历。如梁简文帝《鸟栖曲》曰:“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娼家。娼家高树鸟欲栖,罗帷翠被任君低。”不过他们往往是招妓上门侍宿,所以上述那位夜度娘才“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南朝沈约一首《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即写此状:“残朱犹暧暧,余粉尚霏霏,昨宵何处宿,今晨拂露归。”当时嫖客,除了前诗中所述“城中诸少年”及少数官僚贵族外,当以商人居多。这类人等,多行商飘泊于外,有一些资财,往往以宿娼作为生活一种补充。释宝月《估客乐》二诗云: “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大媥珂峨头,何处发扬州。信问媥上郎,见侬所欢不?初发扬州时,船出栖津泊。五两如竹林,何处相寻博。”从诗意看来,语言似出一妓女之口,而所送所问的“郎”,显然是一位商人。当时,江南一带私娼较为发达,陆续出现了一些名妓,甚至流传后世。据南宋南齐时《青泥莲花记》载: “姚玉京,娼家女也。嫁襄州小吏卫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养舅姑,常有双燕巢梁间。一日为鸷鸟所获,其一孤飞悲鸣,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别然。玉京以红缕系足,曰:‘新春复来,为吾侣也。’明年果至,因赠诗曰:‘昔时无偶去,今年还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自尔秋归春来,凡六七年。七年玉京病卒,明年燕来,周章哀鸣。家人语曰:‘玉京死矣,坟在南郭。’燕遂至坟所,亦死。每风清月明,襄人见玉京与燕同游汉水之滨。至唐李公佐撰《燕女坟记》。”姚玉京虽为娼家女,可品德好,文才又高,竟然感动了燕子。此事,亦见之于《南史?孝义传》中。 关于我们前文所提名妓苏小小,也是其中人物。唐朝徐凝《寒食诗》曰:“嘉兴郭里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扫归。只有县前苏小墓,无人送与纸灰钱。”直到清朝,还有文人雅士怀念之,如朱竹坨诗云:“歌扇风流忆旧家,一丘落月几啼鸦。芳痕不肯为黄土,犹幻胭脂半树花。”此时苏小小已离世千年,早成黄土。文人对其依然低徊不尽,可见魅力影响之大。“歌扇风流”一语,即是对其真实写照。 古代妓女从良之事很多。如魏武帝宫妓名卢女者,擅鼓琴,后来被放出嫁为尹更生之妻。《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所言“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亦为从良之人。唐代名妓徐月英《叙怀》诗云:“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从良”,反映了古代妓女共同之心声,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之结果。倘若从良不成或从良所嫁非人,则年老色衰,陷于冻馁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只好出家为尼或为女冠。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土,至南北朝大为发展。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言其盛况。当时佛寺遍布山林,寺院不仅收纳大量男子为僧,也剃度不少女子为尼。其时,道教亦有较大发展,女子也可入道为冠。当了尼姑或女冠后,生活即有保障。所以,为尼为冠,便成了当时不少妓女之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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