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956年印度电影《流浪者》风靡徐州，各大影院一天连映5场，场场爆满。《流浪者之歌》那“到处流浪，到处流浪……”的旋律在彭城市的大街小巷回荡。《流浪者》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倾慕，是因为故事情节离奇曲折：一名法官审判一个盗贼，他说：“法官的儿子是法官，贼的儿子是贼。”这句话大大刺痛了盗贼，他出狱后伺机报复。有一天，盗贼将法官的幼子骗走，然后加以严格训练，终于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扒手。后来“扒手”落网，审判他的还是这位法官。这时扒手对法官说：“法官先生，你曾说过‘贼的儿子是贼，法官的儿子是法官’。可是法官先生，你仔细看看，我就是你的儿子。”法官听了，无言以对，羞愧满面。从此，这个扒手永远离开了家，成为一名“流浪者”。
无独有偶，我国的封建统治者就相信“血统”，大肆鼓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皇帝自命为“天子”，皇帝的儿子是“龙种”，继承皇位“天经地义”。就连达官显贵、豪门望族也认为自己“血统”高贵，平民百姓“血统”低贱。我们阅读巴金先生的小说《家》，观看曹禺先生的《雷雨》，都知道少爷和丫环相恋，个个都是悲惨结局。
西方资产者认为白人血统高贵，黑人血统低贱，所以在美国黑人地位低下；希特勒则认为，日尔曼人血统高贵，犹太人及其他民族血统低贱，所以侵略他国，欲将将犹太人赶尽杀绝。
在阶级社会里，人在不同的阶级里生活，各个阶级的人所处的经济地位、社会环境不同，人的思想和行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血统”对人有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所走的道路和勤奋努力。所以我们党的阶级政策一贯是“有成份论，但不是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许多出身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的青年投身革命，不少人还成为革命家或将军。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大附中的部分小将（多为高干子女）又扯起“血统论”的旗帜，到处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人为地将青年分为两大类：红五类，即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烈士子女和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子女，后来又扩展到资本家、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致使不少革命干部子女惨遭迫害。
现在，反动的“血统论”早已进入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它的阴魂不散，流毒还没有完全泯灭。现在某些地方仍有城市人轻视农村人，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这种现象城市尤甚），以及南方人小视北方人……，就是“血统论”在地域方面的反映。
在现实生活中，子承父业，事业有成，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人比比皆是。但我们的祖先历来又相信：“帝王将相独有种乎？”刘邦出身卑微，朱元璋放过牛、讨过饭，后来都做了皇帝。有些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就不承认“血统”高贵，也不接受他人说是“天才”的奉承，他们相信成功是奋斗的结果：“九十九分汗水和努力，加上一分天才”（爱因斯坦），“我倘能生存，我仍要学习”（鲁迅）。
据现代科学分析，“遗传”对后天的成长至关重要，但这只是一个基础，关键是自己后天的努力。就算你是个“天才”，却不思进取，坐吃老本，最终也只能落个王安安石笔下的“仲永”的结局（王安石《伤仲永》）。
人无权选择父母，但可选择道路，路是人走出来的。“在科学的大道上（按：人生道路亦然），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只有在攀登中不畏险阻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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