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最早看到“观其大略”，是马南邨的《不求甚解》：
《英雄记钞》中说，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
马南邨还说，诸葛亮比徐庶等人确实高明得多。这种说法，我并不以为然。实在不知“观其大略”比“务于精熟”怎样高明，况且“务于精熟”也不碍于“观其大略”啊？观其大略不过是观其大概，懂得基本，“务于精熟”总应该在懂得大概之上吧。
观其大略不过是粗略一观，是对一般性常识的了解，总认为是轻而易举的。后来终于明白，这实在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苏轼的《题西林壁》就是证明：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说明，无论站在什么角度，无论高低远近、横看侧观都不能看清庐山全貌。苏轼说，这是因为“身在此山中”。山中看山，确实难见全貌。那么身在其外，就能认清庐山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所以看不清庐山全貌，是因为眼前的“庐山”，遮挡着庐山的其他部分；眼前的庐山让我们产生假象，认为庐山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如果我们能站在庐山的上空，俯瞰庐山，站的那个角度又能把庐山的全貌尽收视野，就能识得庐山的全貌了。不过我们这里的全貌，只是苏轼所谓的庐山全貌（真面目）。至于庐山的地下、山体内部仍然不得而知，那是因为我们识得的庐山“真面目”遮挡着地下和体内部分。
观察事物，认识事物，所站角度非常关键。站的角度不同，认识的事物就有差异。所以不要说我对某人某事十分了解，我和他接触很多，距离很近，而这“多”和“近”真是遮挡你看不到其他方面的障碍。所以不要说是我亲眼所见，也许你亲眼所见的正好掩盖了事物的真相——是假象。所以不要说我对他的方方面面都十分了解，因为你所理解的内容还隐藏着他更深刻的部分。所以不要说我就参与其中，你要知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知道庐山的全貌，就是观其大略。你看，观其大略是多么不易。观察一个具体事物都是如此，要掌握一种抽象理论，明白一个深奥道理，懂得一种深刻思想，理解一个幽深事理，就应该更不容易。
站不到那个正确的角度，就无法看到庐山的全貌。过去人们认为地球中心论，认为天最大地最大，认为大地四邻为海。产生这些错误的认识就是因为我们不能站到一个正确的角度，无法看到天地的全貌。人类生活在天地之间，懂得四季更迭，节气复始，阴阳变幻，风雨征兆，潮汐涨落等等，自认为“务于精熟”，可我们的祖先对天神地神风神雨神山神海神这些臆造的虚无，却顶礼膜拜了多少世纪。
王明自以为精通马列，能把马列理论讲的头头是道；自以为懂得无产阶级革命，能把苏联的经验讲得活灵活现。在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却把革命搞得一塌糊涂。这是因为他对马列只是部分的“精熟”，他对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对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熟”。这些“精熟”使他看不清马列理论的精神实质，看不清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赵括能把兵书倒背如流，能把兵法讲得天花乱坠。可以说是“精熟”了。但战场上只能一败涂地，全军覆没。
观其大略，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务于精熟实在没有观其大略来得高明。但观其大略，必须能占到那个可观其大略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实在是不好占据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理论高度，是一个思想高度，是一个现实高度。没有对一种理论、一种思想、一种现实的深入探讨和科学研究，永远也站不到那个位置之上。而且世界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还要求我们不断的变换认识的角度，这就更加不易了。
有时我们站不到那个角度上，有时既是站到那个角度上，由于自身的障碍，也难以了解事物的大概。就像水，我们常常忘记它是生命之源，是弥足珍贵的；就像土壤和阳光，其恩育万物和普照天下的大德，我们往往不以为然。它对我们的充足供应，使我们无视它支天撑地的功能。
观其大略不是走马观花，不是马虎含混。观其大略往往能吃透事物的精髓，认清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的要义，不被眼前的迷雾和云烟所困惑。
无论是阅读、识人、看事，能观其大略往往是最明白最有智慧的表现。
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重在会意是观其大略。
诸葛亮读书，不求精熟，重在要旨，是观其大略。
刘备看破马谡，不被其熟读兵书，能夸夸其谈而迷惑，断其“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是观其大略。
范增看破韩信的雄才大略，建议项羽“用则用之，不用杀之”是观其大略。
毛泽东看破中国实际，不因袭苏联的红色模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观其大略。
邓小平看清国际形势，解放思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观其大略。
孔明不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是观其大略。
观其大略是不被局部想象所迷惑，是不被细微末节所羁绊，是不因小功而忘其大恶，不因小过而掩其大德。
观其大略就是大处着眼，略其精要，能观其大略是有雄才大略。
只有观其大略，才能了解其细节，只有观其大略，才能跳出局外看清事物。 |
结尾几个例子能精简详述之，会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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