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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文如其人”这个词同样如此。
文章作者从“‘文’与‘人’具有不确定性，既相吻合，又相背离”、“‘文’是人彰显才华的外衣，洋溢着相对的隽美，掩饰着绝对的丑陋”和“‘文如其人’应从整体的创作风格中体味，从作者的现实生活中拷问”三个方面逐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期间引用的论据翔实可信。文章语言厚实，观点鲜明，值得阅读。推荐！
| | 了解一个人，首先是看，其次是听。这两者都无法做到时，就只能观其文了。“文如其人”这句成语来源于宋代东坡爷们的《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苏辙的文章着实胜过我，可是世人不知道，以为他不如我；其实他的为人高深，不指望别人明白罢了，他的文章就象他的品格一样）。”这里需要弄懂三个隐意：一是苏老先生的自谦，觉得自己的文章不如弟弟苏辙；二是苏试在十分了解弟弟为人的前提下，才说出“文如其人”这番话的；三是他说的“如”字是“如同、象”的意思，而非“是”。换句话说，文如其人是相对的。然而，成语的古今意思，有很大差异。现代的人们，常常在不知其人、只观其文的情况下，就用“文如其人”来形容一个人的品德了。于是，便产生对“文如其人”的诸多争议。
——“文”与“人”具有不确定性，既相吻合，又相背离
西汉辞赋学者杨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意思是说：文章的思想与风格就象作者的为人和作风一样，从文章就可以看出人格了。他的《太玄经》还说：“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观其施辞则其心之所欲者见矣”。显而易见，他把文和人的关系归属为逻辑学的充要条件，即由文知人，由人看文，二者可相互转换。此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说：“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五代徐铉《成氏诗集序》言“观其诗如所闻，接其人如其诗”等等。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古人或有些偏颇，或有些过激，但都与苏试的观点如出一辙：在知其人的前提下，其文如人，文章才是心灵之窗。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如其人是正确的。言为心声，文吐心曲，有感而发，文寓所为，这是创作的规律所在。
毛泽东无愧为当代的文坛巨匠和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诗词有傲视广袤苍穹、笑看古今群雄的风格，因为他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气吞山河之魄和恢宏古今之风，无不彰显“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霸气与伟岸。鲁迅的笔，更是集“横眉冷对”吃人社会与封建礼教的正义果敢锐利，抒“俯首甘为”百姓心魂和先进文化的最强音符。他以文为枪，率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民众洪流，对那些无耻卖国的乏走狗和封建制度的守墓虫，穷追猛打，决不手软。他虽身陷腐朽当局和反动文人缉讨的困境，但仍斗志不减，乐观奋发，那洒脱的谈笑风生，那犀利的辛辣笔锋，使封建势力和反动政权始终抬不起头来。
我们可以这样讲，从有文字历史那天起，文章就是为表达思想而产生的，文如其人，天经地义。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文章与人品大相径庭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
张元，北宋著名诗人，为李元昊抢夺宋朝江山尽犬马之劳。他担任西夏的国相期间，真可谓是呕心沥血和一心一意与他的祖国大宋作对，他死后的宋宝元元年，党项人李元昊终于称帝，建立了大夏国。
中行说，汉文帝时的著名文人。因被派遣去与匈奴和亲，伤害了自尊心，他当时发誓：“既然你们西汉王朝不把我中行说当根葱，那我去了匈奴，我就要帮助匈奴与你们汉王朝作对。果然，他为北匈奴入侵中原立下汗马功劳。他这种恃才傲物和玩世不恭的心态，想必是不少当代年轻自大的读书人，所具备的心理吧。
阮大铖，中国明末戏曲家。依附阉官魏忠贤，为人奸诈猾贼，嗜权罔利，索贿敛财，镇压异己。顺治三年，清军渡钱塘，阮大铖率先剃发降清。清授其内院职衔，他感激涕零，自请为前驱，攻破金华，随清兵入闽。过仙霞岭时，他因病发死于道旁。当时，人称为小人中之小人。阮大铖品格卑劣，为士林所不齿。但他颇有才华，尤善词曲。所作传奇戏曲合称《石巢传奇四种》，诗文有《咏怀堂全集》。
古人在肯定文如其人的同时，也充分认可文与人的两重性。《论语》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古人虽主张“仁”与“言”应兼备，但也承认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孔子甚至认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将文章与品德划分开来。由此可见，文风与人品如同夫妻，两者相符时，就会相得益彰，忠贞不渝；两者相背时，就会貌似神离，华而不实。
——“文”是人彰显才华的外衣，洋溢着相对的隽美，掩饰着绝对的丑陋
人，外表以衣饰为美，品德以言行为美。而记载言行的最佳方式，就只有文章了。对于文人来说，不管他多么放荡不羁，不拘小节，都不可能把内心世界中最为阴暗的东西，尤其是违反人类公德的私欲，宣泄于纸上，让世人唾骂。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风反映品德虽没有错，但却是相对的，而文风背离人品才是真实而绝对的。
有趣的是，历史上的奸臣，往往也能慷慨激昂地说出蒙骗他人的“豪言壮语”。奸臣严嵩欺上瞒下，结党祸乱，动摇宗袥，残害忠良。可是他在过生日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抒发“晚节冰霜恒自保”的感叹；我再请大家欣赏一首肝胆相照的诗：“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杳难寻。舵楼欹侧风正恶，灯塔微茫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逝，神州又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如果我告诉你，这是出自大汉奸汪精卫的手笔，你会有何感慨？
清人的《啸亭续录》，记载奸臣王西庄事的一段对话。因他的文章被人做出“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的评述，有记者便直截了当地采访他：“先生学问深厚，但贪婪妄为，你就不怕世人指责你的名声吗（不畏后世之名节乎）？”谁知，他还真是个实在人，实话实说道：“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我们真要感谢如此卑鄙而真实的奸臣名言了，至少我钦佩他“当了婊子却不立贞节牌坊”的做法，把奸小之人也要以美文装扮自己的心理，叙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也不失其可爱之处。我不禁想起（南朝，梁）诗人王僧儒的名句——争利亦争名，驱车复驱马。
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奸佞之人也要表述忠良之言呢？“文如其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学得到丰富和发展后，自然而然形成的一条审美规则：所有文人都想做到品德与文风的统一，如果感觉这个标准太高，那么至少也要做到文德与文风的一致。这就是著名的“文德”学说，王充的《论衡•佚文篇》中，有“文德之操为文”等详细阐述。“文德”是指作家的文章道德，它是文章内涵美感的展示，是虚拟的为人，与人的真实道德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就好比某一位老师，不管他的人品多么差劲，也一定要把自己最精湛的才华和最良好的言行表露给所有的学生。文章要流露思想，思想要表现文风，文风则浓缩文德。
这样说来，人的品德与文德相吻合往往具有相对性。于是，德才兼备者有之，有才无德者亦有之。或者说，一个人的善与恶，时而相合，时而脱离。好人在执迷时容易出错，冷静后则因自己所做的错事而自责；坏人在贪婪时一意孤行，清醒后也因自己的罪行而后怕。因为不管你是否有良知，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你是心知肚明的。所以真正的恶人在文章里，也要披上善美的外衣。另外，文才具有独立性。这就象每年一届的高考，无论考生的人品怎样，都必须答同样的试卷，用同一个标准评判。好人有才是如虎添翼，坏人有才乃变本加厉。因此，读者从文章中感悟到的，是作者的文德，而不是品德，或者说不是完全的品德。
也有人认为：文，属于艺术范畴；人，属于道德领域。学问的大小和道德的好坏又怎能完美地亲密无间呢？因此，我们可以欣赏美文，而不问其人。如钱钟书老先生名言：“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认识是哪个鸡下的蛋呢？”由于我们从一开始，就对苏试所谓“文如其人”的理解有些偏差，所以导致现实中，人们对文人的过分苛求。这又何必呢？
——“文如其人”应从整体的创作风格中体味，从作者的现实生活中拷问
看完一篇文章，不要轻意对作者下结论。因为这只是欣赏作品的开始，还要略览其他作品，把握作者的文风。若意犹未尽，不妨再探索作者的经历与写作背景。只有这样，才能比较真实地体味到“文如其人”的正确含义。
首先，不仅要看其文，还要观其行，切忌断章取义
宋代的蔡京，废罢王安石新法，改募差役，勾结宦官，把持朝政，向宋徽宗进“丰、亨、豫、大”之言，竭全国之财，供其挥霍，民怨沸腾。北宋末期，太学士陈东上书，称蔡京、童贯、朱勔、李彦、王黼、梁师成为六贼，而蔡京为“六贼之首”。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在流放途中，由于名声太差，百姓知道他是蔡京，都不愿意把食品卖给他，所以蔡京是被饿死的。蔡京精通书法，其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的米芾，都不得不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问米：“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乍听起来，蔡京还真是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但是，沿着蔡京的整体文风与生活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他时常暴露出大尾巴狼的本来面目。他虽表面善于谦辞，但每每在众人的夸赞下沾沾自喜，甚至听不进任何苦口良言；他的书法虽不同凡响，却常常不择手段地争夺飘红地位，有意无意地迫使他人的认同。
听着这俩个臭名昭著者的一席话，我们悟出一个道理：一个明知故问，希望听到狂妄之徒的赞誉，而另一个阿谀奉承，企盼得到奸臣伪翼的庇护。这不正是一个不良文人的真实写照吗？其实，在毫无顾虑的前提下，恶人也会在顺其自然的言行中原形毕露的。
其次，既要赏其文德，还要审其品德，不可主观臆断
《国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晋国大夫阳处父途经宁邑，住在一家客店里。店主拜读过阳处父的文章，久仰大名。今天又见阳处父相貌堂堂，谈吐文雅，不免激动万分地对妻子说：“我早就想投奔一位品德高尚的明主，今天终于遇见了，我决定跟他干一番大事业。”于是，店主打点行囊，告别妻儿老小，跟着阳处父走了。可是没几天，店主又回来了。妻子不解地问其原因，丈夫回答：“我看他的文章精辟，人又气质非凡，觉得他是个伟人，可是听了他的一些话，看了他做的一些事，不但没有获益，反而遭误导，跟他又有何益？”
看来，店主犯了混淆文德与品德的错误。古往今来，言论与行为完全一致、文风与作风并行不悖的文人，是不存在的，更不现实。因为文章不但是读者欣赏的作品，也是作者在创作时树立的追求目标。因此，文与人或多或少都要有差距。我们说，对某个作者自以为了如指掌，充其量也只是对其文德或艺德的了解。至于作者的婚姻是否喜新厌旧，你全知道吗？作者拣到钱包能否归还失主，你敢保证吗？作家也是凡人，伤风就会感冒，生气就要发火，买东西也讨价还价，人前背后也议论别人。
其三，既赏析作者杰作，又自我平稳心态，不做痴迷粉丝
尤三姐清高孤傲，纯洁如雪，她之所以在一次堂会上暗恋柳湘莲，就是因为那出《林冲夜奔》的戏。当时柳湘莲扮演林冲，他在台上那洒脱自如、大义凛然的台风，使三姐感觉，他就是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于是顿生爱意，非他不嫁。谁知柳湘莲，金玉其外，败絮其内，锈花枕头一个。他开始口口声声，信誓旦旦，并送鸳鸯剑作信物。后来听到一些流言蜚语，误解了三姐，胆怯怕事，又不做调查，就要退婚。如此懦弱主观，还谈何英雄二字？只可惜刚烈的尤三姐，在他索要宝剑后，便用这鸳鸯剑自刎了。
尤三姐的悲剧在于，她单纯地把戏台上的英雄，与现实中的人物对号入座了。舞台形像是美学的艺术再现，而完美的艺术形像，不但使观众或读者产生惯性的欣赏思维，从演员或作者的身上寻找艺术形像的美感，而且还会不自觉地浮夸演员或作者的印象，使其向完美的艺术形像靠拢。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社会习惯于让演员充当什么慈善大使的原因。可是，我们一定要区分艺术形像与现实生活的差距。许文强的果敢沉稳和侠肝义胆，并不能说明周润发在现实中就是个通情达理、情感专一的绝种好男人；成龙再怎么充当形像大使，他的身上依然缺少感动中国的基本底色。当粉丝可以，痴迷与崇拜便是干傻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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