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国人常以为自己的度量大，包容性强，曰能容蒙古，能容满清，实则不然。不是能容，乃是不得不容也。否则明朝和中华民国怎么都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呢？
看中国人写的讣告，凡去世之人物，皆完美无缺得让人难以相信。是中国人度量大，不计较逝者的过错吗？实则不然。虽然中国人相信人一死百好，对着死人说三道四有不道德之嫌，但实际上自古至今，中国的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有几个能免于被后人挑剔攻击，指摘毛病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啊。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一开始说得太好了，容易让人生疑，但其实和中国人的睚眦必报也有极大的关系。君不见即便是已经有了定论，没有什么明显缺点的人，也被后人翻遍野史杂史，挖出一些暴料。即便是没有什么暴料，也要加上现代人的观念胡乱臆断出一些子虚乌有。盛世明君如汉武帝，唐太宗，大文豪如李杜，无不遭此命运。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尤其如此，不单单是已亡之人，即便是在世之人，亦不可免。万众一口说好的，怕只有圣人了，而圣人原本就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孔圣人，或许是早料到了后世子孙会如此刻薄，所以我们读《论语》会发现里面有许多反思认错检讨的言论。
所以中国人的度量其实是非常小的。常看到外国人在中国有了过错，或者中国人在国外有了过错的新闻，想象力丰富的国人都能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屈辱联系起来，却并不去认真追究到底是谁的过错，也不管和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以后就是一味地用民族主义的招牌妄加攻击，这不是度量小又是什么呢？
但中国人有时却能容一些不该容之事。比如对于社会上的送礼的行为，国人觉得送礼人一定是有什么要办的事，在社会上混都不容易，于是都容忍了下来，也不管送礼人是什么样的人，对方送礼是否是为了非法的目的，久而久之，不送礼反倒成了不正常了。又比如对汽车上的小偷，街头的抢劫，甚至于官僚的贪污，国人都能容忍，并且有时还能从旁观中找到类似阿Ｑ的快乐。这时看起来中国人度量好象很大，但其实这时的度量大是对善的放弃，对恶的纵容，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恐怕和中国人如此这样的度量大有很大的关系。
结论是中国人的度量其实无所谓大小，其基本的症结是不讲原则，或者说是在讲着一个可以灵活掌握的原则。其直接的影响是社会风气日益恶化，以法治国成为空谈。这样的度量还是改一改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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