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二叔，是爷爷的次子，是父亲和大姑的弟弟。今年六十岁的二叔满头白发，被大家称做精神病的二叔，虽然人很瘦弱，但身体不错。
40年前二叔参军，政审时因爷爷下放的历史问题，而被部队退了回来。回来的二叔在一个无月的夜晚，独自一人徒步近50公里，沿铁道线又走到那部队的驻地，在军营的围墙外看完战士们早操后，又抄近路涉水穿田野走回来了。到家后，两个裤腿结成两个大冰棒。于是，整个农场就传开了----二叔疯了。二叔从医院回来不久，人称“大老美”的二婶也走了。再后来，二叔经人介绍又娶了梅里斯区的女人，没到三年，这个二婶又走了。二叔没儿没女，三十多年来，一直自己过生活。
我刚上中学那年，全家六口人随落实政策的父亲返城了，同样落实政策的爷爷却选择了陪二叔和老叔他们住在了那牧场。一天天长大的我，上学、工作、成家，为生活整日奔波忙碌着，偶尔一两年回去一次。奶奶每次在我回去时和我唠叨，你二叔这病是好不了：他就说电工乱收费，自己就把入户的电线掐了，然后把蜡块放在铁茶缸里化了，中间放上棉花绳点蜡灯；没了电用不了吹风机，就做了两个大风匣；自己种的粮食说是没上化肥，死活不卖！弄个石磨，磨成米吃米，磨成面吃面，不卖粮食，手里连买油的钱都没有；家里做了一大面墙的大柜子，不装衣被放草药，整天也不知道采的都是啥药，药匣子里写满了白纸条；养牛不耕地不拉车，宁可让牛老死也不让卖，死了还说埋就埋了，白瞎好几千块……
从小到现在，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我从不相信二叔精神有毛病，更没避怕过他。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吃完饭就去二叔的小屋，听他吹竹笛和拉二胡。《三国演义》和《岳飞传》都是在那漫长冬夜里，二叔讲给我们听的。二叔从草甸上捡回来的野鸡、野鸭、鹌鹑蛋也总是煮熟了分给我们吃。二叔手也特别巧，他捡回那些老鹰、鹌鹑、野鸡的羽毛扎成的羽毛扇，比我小人书里诸葛亮的那把好看多了。他给弟弟做的木头小手枪，各式各样有四五把，和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真枪没两样。而他给小弟做的弹弓，更是小伙伴们最羡慕和抢用的。
女儿七岁那年冬天，爷爷过八十大寿，我们开车回去了。下车我带着一大堆吃的牵着女儿先去看二叔。推开门，屋里没有一丝热气，不大的屋地上，堆满了粮食袋子、笸箩、石磨、没编完的炕席和草药，听到开门声就跳下炕的二叔显得很惊慌：“你怎么把孩子领来了，这冷屋子，又脏的没地方坐。你看，你看，这孩子穿的白白的毛大衣，跟小公主似的，你让她坐哪？”“二叔，她一个孩子，你还客气。你屋子里冷成这样，怎么不烧？”二叔边手里忙活铺被子抱女儿上炕，边嘟囔着：“我地少，那点秸杆我都烧火了，牛吃啥烧啥？”我终于相信奶奶的话了：二叔和牛下地，他拉车，牛跟着；给牛搭炕烧火。“牛就是牛，有几个人给牛烧炕的？再说，就算你养牛做伴，大冬天的也不能自己睡凉炕！”二叔似乎被我的口气镇住了。眼睛都不敢看我，小声说：“不凉，不凉，我天天晚上都烧。”我正想和他理论，坐在炕上的女儿小心地拉拉我的衣角，另一只手指着墙。我这才仔细看，室内四周从天棚到大半截墙面，居然都是厚厚的白霜！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怕二叔看见，顺手拉下炕上的女儿，转身就往出走。二叔追撵过来，拽着女儿的手塞了一卷钱：“大冬天的，家里也没什么吃食给孩子，头一回来，别空手。”我夺过那卷旧版几张票子，塞到到他手里，扯着女儿奔出门外，靠着门，我放声大哭。
最近一次见到二叔，是在上个月奶奶去世的时候。那天长辈们都为丧事忙这忙那，唯有二叔，要么跪在那默默地烧纸，要么就一个人靠着墙，眼睛空洞洞地直视前方，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听话，要是昨晚喝了我熬的药，不会死，不喝闻闻也指定能管用。不听，唉，都不听！”从墓地回来，我问二叔：“想看爷爷不？和我进城看看爷爷吧，但你不能告诉他奶奶去世了。”二叔没说话，点点头。一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竟都忘了嘱咐他。上楼时，二叔一边和我们一起脱下戴孝布的外衣，一边叨咕：不让我说实话，弄虚作假。
上楼后，母亲、姐姐和我手忙脚乱地给二叔剪了尺把长的白发，小弟给他剪了胡子，然后带他去爷爷房间。梳理后的二叔看上去精神了许多，相比，他那身有着补丁的衣服更显褴褛了。从爷爷房间出来，我跟在二叔身后用不容商量的口吻说：“该换季了，和我上街，给您买套衣服。”我之所以强调换季，是恐伤二叔。没想到，二叔用同样执拗的口气硬邦邦地甩出一句：“换什么季？我家里有衣服！别寻思你挣工资，那点钱供孩子、养楼房、随人情，吃饱吃不饱还不一定呢，给我买衣服！”我哑然了。
当我写下上面的文字时，父母和姑姑正准备着明天去给奶奶烧五期的东西，我因病不能前往。我买了些吃的，托他们带给二叔，并嘱他们转告在二叔身边生活的表弟，没事常过去，陪陪没了奶奶在身边聊天的二叔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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