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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八年（1103年），“旧党”保护神宣仁太后去世，支持变法的宋哲宗亲政，重新起用“变法派”，打击“保守派”，史称“元祐更化”。变法派人物章惇被哲宗任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郎，成为“宰相”之一。苏轼曾赠给章惇一首诗，章惇却认为诗中含有挖苦、讽刺意味，遂怀恨在心。他上台执政后，专务报复，完全抛弃了王安石的改革理想和措施，大肆迫害与之政见不和的人。
此时，赵挺之再次跳出来，仍以苏轼在吕惠卿“制词”中引用的“民亦劳止”一词，硬说苏轼是“谤讪先帝”。御史来之邵在朝中与赵挺之一唱一和，要求处分苏轼，章惇便将苏轼罢为知英州军州事，撤销苏轼的端明、翰林二学士衔。这是苏轼第五次被贬，借口仍是文字之过。
苏轼还未赶到英州赴任，朝廷的贬官令又至：撤销其左承议郎之职，改任宁远节度副使，责令其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县）居住。
在惠州，苏轼曾咏《食荔枝》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枝叶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表现得非常达观。
大概章惇等人认为苏轼在惠州日日吃荔枝，日子太舒服，又以苏轼在一篇训词中有“诬诋”字句为由，于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之为琼州（亦名儋州，今海南岛）别驾，令其至岛上的昌化军中居住。这是苏轼的第七次被贬，也是最后一次。
章惇等人还指示琼州的地方官：不得赁房子给苏轼住。苏轼只好买地造屋。岛上的土著居民都很勤劳善良，纷纷来帮忙。于是，苏轼与小儿子苏过就在这里安下家来，此时，苏轼已入花甲之年，垂垂老矣。
东坡曾写了二十四个字概括了自己饱经坎坷、备受流离之苦的一生：“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不久，苏东坡便去世了。
这难道就是余秋雨所说的“苏东坡真是好命”？
看来，余秋雨不仅对“乌台诗案”的成因一知半解，对此后苏轼的命运更是茫然无知。很可能他只找来一些苏东坡入狱的资料，看到苏东坡被贬黄州为止，以后的史实就不去管他了。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苏轼是什么时候才取号“东坡居士”的。
余秋雨在文章中称苏轼为苏东坡，并无不可，但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前，还没给自己取“东坡居士”这个雅号，他是被贬到黄州后，在当地的百姓的帮助下筑室于山间东坡，才自号“东坡居士”的。而余秋雨在写到苏轼入御史台狱时，已经被人称作“苏东坡”了。如余秋雨写王珪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写太皇太后为苏轼讲情：“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吴充对宋神宗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李定对同僚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其实，当时的苏轼本人还不知道自己叫“苏东坡”呢！余秋雨可以称苏轼为“苏东坡”，但不能在苏轼还没给自己取号“东坡居士”的时候，就通过王珪、太皇太后、吴充、李定等人之口称他为“苏东坡”。
这就如电视剧《康熙王朝》中的孝庄太皇太后自称“我孝庄……”一样，“孝庄”是其死后康熙帝为之加的谥号，她生前怎么知道她的谥号是“孝庄”呢？
在文章的最后，余秋雨以其特有的“大文化散文”笔调写道：“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怎么令人读起来总感到有些词不达意呢？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怎么令人读起来总感到有些虚张声势呢？ | |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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