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烈士柔石已经离去70多年了。他短暂的一生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三十年华留下了不朽的作品《早春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后人把它们拍成电影，编成戏剧。而根据《为奴隶的母亲》改编的新甬剧《典妻》恰似一枝奇葩，光彩耀目。自2002年创排以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刊出过演出信息。2004年7月，中国戏曲学会、宁波市文化局、《光明日报》文艺部联合召开了此剧的学术研讨会。几年来硕果累累，佳音频频：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作品奖”、“中国曹禺戏剧奖·优秀剧目奖”、“浙江省戏剧节优秀剧目大奖”“第八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等。今年8月，还将接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领导小组的正式验收。“甬剧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小剧种唱出了大戏”……众多美誉、鲜花掌声纷涌而至。我们，作为《典妻》的观众，在饱飨了声音和视觉的大餐后，在满足了精神审美的同时，似乎应该对其意义有所思索。
《典妻》的意义是多重的。烈士的家乡，改编演绎烈士的作品，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精神的传承。宁海灵山秀水，人杰地灵。历来多名人大儒、忠孝义士。当年柔石曾以文人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社会，揭露江浙一带“典妻”的陋习，表现出对物质生活极其困苦的劳动妇女生存状况的关注，体现了作家的良知和义愤。上世纪八十年代，剧作家杨东标有感于现代的“典妻”事件，追念烈士精神，顶着压力创作了《野杨梅》。而今天，新编《典妻》更是尊重原著精神，加强对“人性”的挖掘，让人们记住柔石，记住封建制度下底层妇女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创伤，继承发扬烈士关注民生疾苦的写实主义的创作作风和精神。
《典妻》的另一意义在于它的文化蕴涵。专家评论说“小剧种、大转型，一次性完成了地方剧种由乡镇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质的飞跃”。首先，《典妻》展现了浙东的地域文化。水乡风情、民俗风貌在舞台上逼真地展现：布满青苔的石板路、潺潺的如泣似诉的流水声、迷蒙的江南的雨雾、破雨伞、花轿、竹篱土墙、茅草小屋、深宅大院、宁式大床等，配上质朴醇厚的唱腔，使当地的观众倍感亲切，使外土的观众充满神秘和新奇。其次，《典妻》努力地寻找本土文化和现代气息、都市情味的结合点。程式化的人物，单一的唱、做是不能满足视野日渐开阔的观众的审美情趣了。此剧在表演上博采众长，大量借鉴京昆程式，甚至运用了芭蕾舞、话剧中的肢体语言与表情、造型。音乐、舞美、灯光共同渲染着凄婉迷茫的意境，烘托人物内心的悲哀。“妻”在归来的路上产生幻觉，这时出现了两柱光束。光束分明象征着两个孩子，倏明倏合，是妻内心深处难以取舍，彷徨无助的写照。这样虚实结合、如真亦幻的表现手法新颖而有创意。于是，“甬剧”——这个原来小剧种的“滩簧”似乎彻底脱胎换骨了，变得大气、高雅，充满了诗意。由此我想到了中国剧《天鹅湖》、黄梅戏《徽州女人》、越剧《藏书之家》、新版《梁祝》、京剧《凤氏彝兰》等，这些剧本都在作锐意的改革，努力地把舞台美、文学美，歌舞美、画面美、音乐美融合起来。于是，美就来得深沉、凝重。那么，《典妻》对于甬剧来说也是一个突破，一次改革。
而新《典妻》和旧剧相比，不仅在艺术审美上有了质的飞跃，还在于主题的深入。旧剧着重于表现对旧时代妇女生存方式的关注，最后归结的是阶级斗争，是深重压迫。于是，秀才、秀才娘子无一不成为反面人物。而新《典妻》则更注重对女性心理的挖掘，充分体现了“母性”。其中，秀才的性格也是多重的，几分迂腐却也几分通情达理；秀才娘子也不能简单地归于“虚伪”二字，她也有在封建制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下的痛苦、无奈；“妻”在领略了男人的温柔和物质生活的丰裕后，也产生内心的撞击和憧憬，这些都非常真实。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周育德就曾评论“在高举‘以人为本’旗帜的当今社会，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人的需求，人的健康发展以及人的生存环境和健全人格等都被放在了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核心地位。”《典妻》张扬了人性，也体现了剧本创作上的开放和民主，符合“和谐”文化的主题。
当然，《典妻》成功的因素很多。编、导、演、音、美的优化组合、宁波市文化局的大力支持、宁波市艺术剧院几年来不断的打磨和无数次的修改，演员的天赋、素质和不懈的激情，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一一具备。我还有一个感想，如果说，《西厢记》最适合越剧这个柔婉优美的剧种表演，《天仙配》是黄梅戏唱绝了的。众多的历史剧又是通过京剧的高阔、典雅再现。那么，《典妻》就该成为甬剧的标志和品牌！她拉开了文化宁波的帷幕，在她后面，还会有更多大气、高品位的剧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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