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人生不满百，短短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唯有阅读，可以提高生命的质量与份量，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倒底有多少书温暖过我们的灵魂，并让人久久难已忘怀呢，下面笔者从一九七八年开始，至一九九八年至，以图书出版年限为准，摘选出一些自认为比较好的书籍，以飧读者！
一九七九年可谓文艺抬头年，其标志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的出现，这部小说几乎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的开始，这一年整个文艺的花园处于春天般的灿烂之中，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冯德英的《山菊花》纷纷出台，同时翻译界也处于频繁的忙碌之中，大仲马、小仲马、司汤达、雨果、莎士比亚、玛格丽特·米切尔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作家们纷纷登陆，他们的作品的到来，对于每天以八个样板戏为调剂的人们如天降甘露，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关于爱关于美关于人生的问题，这一年黑格尔也及时地带来了他们《美学》，对于失去太多的国人来说“美学”是一堂亟待补上的灵魂必修课，此外中华书局的《中华活叶文选》也给人们带来了全新意义的知识启蒙。
一九八0年，这一年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发现，自己竟然有这么一本有意思的书——《围城》，从这时起，除钱钟书外，沈从文带着他的《边城》、张爱玲以《倾城之恋》重新站在我们面前，那一部部唯美的作品，令人大跌眼镜，遂再翻翻箱底，到还真翻出一位大腕级人物，老舍的一系列作品（共计五种）重新面对读者，历史的欣慰与悲怆慢慢地铺展开去，现代派的作品也开始被介绍过来，袁可嘉等主持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开始了第一册的编选，这一编就编了五年，佩服！《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实录》引人关注，威廉·曼切斯特的这部作品不仅使中国公众对美利坚民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也使我们对于一个民族何以强盛有了更为清醒的观照。
一九八一年，新时期初始，文学总是一再打动人们的心灵。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带来了中国文学的另一个起始——美学自觉的开始。这部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在当时无论从文学本身还是从灵魂深处都成为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公众心态的典型代表，并由此，中国文学开始从伤痕转入模糊的“反思”。《艾青诗选》和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标志着一批老诗人开始唱“归来者的歌”，它与朦胧诗一起，成为新时期诗歌复苏的标志。萧红的小说《马伯乐》，《生死场》掀起了一轮“萧红热”。报告文学一度看好，鲁光的《中国姑娘》激励了无数热血读者。美学著作如《美学散步》《美的历程》（前：宗白华著，后：李泽厚著）倍受关注；哲学方面，黑格尔、康德、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开始进入中国，这是一个属于哲学的年份，想起费尔巴哈所说的：“我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面前颤抖，如同生命在死亡面前颤抖一样”我就想笑。这些以德国人为首的哲学家们，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要知道，发起德国疯来，是颇有条理的，带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咬文嚼字的神气，令人生畏的仔细认真的样子，并且有一种肤浅的呆子们所不能理解的彻底精神，呵呵，大师们要看到这段话，非杀了我不可。
一九八二年。《舒婷、顾城抒情诗选》面世在朦胧诗时期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顾城那描画童话生活的“彩色蜡笔”和舒婷那美丽的“双桅船”几乎就是美好和纯真的代名词。他们那些曾经生动过的诗句初人们热烈地憧憬、传抄。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也吸引了不少眼球。“改革”文学初见端倪。台湾作家白先勇的作品补引入内地。
哲学方面，这是一个属于罗素的年头，起码有四种出版物是他所著或介绍他的生平。译介方面，奥尼尔、叶赛宁、莱蒙托夫、波德莱尔的作品进入中国。更值得一提的是彼德莱尔，这个颇具另类色彩的诗人，他的《恶之花》曾是争议最大的作品，评论界对它毁誉参半，波德莱尔的世界是一个阴暗的世界，一个充满着灵魂搏斗的世界，他的恶之花园是一个惨淡的花园，一个豺狼虎豹出没其间的花园，然而，在凄风苦雨之中，也时有灿烂的阳光漏下；在狼奔豕突之际，也偶见云雀高唱入云。那是因为诗人身在地狱，心向天堂，忧郁之中，有理想在呼唤，诗人从未停止追求，纵使“稀稀朗朗”，那果实毕竟是红色的，毕竟是成熟的，含着希望。正是在这失望与希望的争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诗人在挣扎。
同时，在这一年我们还拥有了查良铮译《拜伦诗选》和王道乾译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琴声如诉》。
一九八三年。《亲爱的提奥——凡高书信体自自传》的到来。凡高天才的生命和非凡而痛苦的个性经历攫住了成长中的中国青年，凡高因此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具备偶像和神话意义的大师。这至少说明中国开始追求一种个性突破，时至今日，凡高的《向日葵》还时时以它令人瞪目的身价，引得众多“追星族”对它谈论，并乐此不疲（暗笑中）。
张承志和他的《黑骏马》值得记住。毛姆和他的系列作品进入中国。
必须记住的作品还有《劳伦斯短篇小说选》、《英国诗选》、纪德的《伪币制造者》、《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荒诞派戏剧选》，小资思想开始埋下伏笔。
一九八四年。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风靡全国，台湾畅销作家高阳也亮相内地，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大侠这一火，就火了二十几年，这些精品滋养了数代人的精神世界，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演义小说成为这一年的主流。
一批年轻的作家崭露头角，如贾平凹、高行键、陆天明、黄蓓佳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补译成中文，从此，中国文坛多了一个偶像。
刘亚洲的报告文学作品《恶魔导演的战争》和陈白生回忆五七干校的作品《云梦追忆》，均显得意义非凡。
一九八五年。由袁可嘉等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历时五年，终于编定。这五卷装帧朴素的读物在当时显得胆略非凡，几乎就是从那时起，现代派和他们的作品开始深入人心。
朦胧诗繁盛一时后终于有了自己的选集，一本《朦胧诗选》满足了无数热爱朦胧诗的读者的心愿。
一些尘封的面孔重见天日，昔日“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重要成员牛汉和路翎分别推出了各自的诗歌和小说作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由北京大家出版社推出。
青年作家史铁生、梁晓生、张贤亮均有作品亮相。波伏娃的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女子们从这里开始了正视自身的价值，两性问题再度成为一个热门。
一九八六年张爱玲携着她的《倾城之恋》来了，张恨水的一系列作品也开始被重新估量。诗人郑敏的《寻觅集》使人们开始了对“九叶派”诗人的寻觅。路遥推出了《平凡的世界》。学术上，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使人们多了一份洞察历史的思索。
周国平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还有至少五种有关尼采和尼采本人的著作相继推出，尼采成为这一年最热的话题，这位疯狂的天才，悲情的一生，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哲学命题。费洛伊德的作品亦势头强健地登陆中国。玛格丽特·杜拉斯因其《情人》变得有些抢眼。《弗洛斯特诗选》静待有缘人来翻。
这一年我们尤其应当记住巴金老人的《随想录》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一九八七年《老舍文集》出版，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风靡一时。时至今日，每有昆德拉之作品，必被抢购，可见此君奇特的魅力，突然记起我的一位朋友曾因此写过一篇题名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烟酒色》其文笔相当不俗。
哲学的尼采刚刚坐下，叔本华便已急不可待；弗洛伊德脚跟不稳，荣格已经席卷而来；萨特刚刚开始《存在与虚无》，加缪就在讲《西西弗的神话》；北岛还在译《北欧现代诗选》，弗·杰姆逊已经让陕西师大出版社带来了他的《后现代主义讲稿》，文艺的春天逐渐灿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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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六千余字将二十年来书籍潮流的演变概括尽了，很富有知识性，再加上时而精确时而独到的点评，的确是篇有益于读者的好文章。(作者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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