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林黛玉死了！
不，是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因病仙逝了！
我出神地盯着陈晓旭的剧照，心里叠影着那个刚满十二岁就失去双亲、寄人篱下的林妹妹，心里苦苦的、酸酸的、痛痛的。记忆像一条毒蛇，冒着毒火，喷着毒汁，刺激着我的神经，迫使我的记忆返回到寄人篱下的童年。
对，就是这个词，“寄人篱下”！就是“寄人篱下”这四个字，使我和林妹妹有了相似的遭际和心境。比林妹妹幸运的是，我的寄人篱下，虽然是贫穷所迫，但父母健在；比林妹妹不幸的是，我所寄住的家庭，常常揭不开锅；于是，刻骨铭心的饥饿就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1957年，我也是十二岁，父亲在农业合作社挣的工分不足以养活一家人，便让母亲抱着刚满月的妹妹，一手拉着我，离开陕西，背井离乡，去江西南昌投奔失散多年的大舅。大舅是老红军，在公安总队工作，官拜解放军少将。我在南昌当了两个月的少爷，在八一小学读书，来回都有军车接送。有一天，妈妈怒气冲冲地带着我和妹妹，离开了大舅的家，来到江西上饶一个极其贫穷的小山村，把我寄养在几个亲戚家里吃轮锅饭，她带着妹妹到上饶市给人家当保姆。
后来姨妈对我讲，大舅要妈妈跟父亲离婚，让我和妹妹改名换姓，做大舅的养子和养女；我妹妹由他请保姆抚养，他把妈妈安排在南昌军区工作，恢复妈妈的红军身份和党籍。在大舅看来，这也许是当时最明智、最恰当的安排。但他没有想到这种安排却激怒了他的亲妹妹。我妈妈和大舅吵了一架，从此绝交再无来往。
我寄养的地方叫西洲，有五、六十户人家，地瘠民贫。我在那里待了一年多，吃遍了家家户户。1959年开始闹饥荒，许多人外出逃荒，我也沿着浙赣铁路，依靠砸石子为生。向东到过金华、杭州、上海，向西到过鹰潭、株洲、长沙，向南到过武夷山、南平、福州，向北到过景德镇、九江、武汉。除了砸石子，还挖过土方、采过茶叶、拉过纤绳、帮渔民捕鱼、在码头当搬运工。
1966年5月至8月，我在汉阳码头当临时工搬运货物。文化革命如火如荼，武汉三镇的红卫兵开始破四旧立四新，破坏黄鹤楼、砸烂洋房标志、更改街道名称、驱赶外地人口、生产陷于停顿。当时我的户口已经到了陕西，我不得不离开武汉前往西安。
那时候的武昌火车站候车室里摆放着许多连环画和小人书，每本书都钉在一块带有铁路标志的木板上。我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一边候车，一边津津有味地读书。
突然，我感觉有几个人在我面前停下了脚步，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就是他！我就要他！”
我吃了一惊，抬起头来。面前是一个清秀的小姑娘，苍白的瓜子脸上神情忧郁，透着一股灵气，像极了陈晓旭扮演的林黛玉。她身后是一对老人和一男一女两个铁路客运员。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吃惊地望着他们：“是找我吗？”
那个女铁路说：“你是要去西安吧？请你跟我们到站长室去一下，有事要你帮忙。”
原来，小姑娘叫王蓓，刚九岁，西安市东大街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那一对老人是王蓓的外公外婆，家住武汉。王蓓的爸爸妈妈是陕西省电力局的干部。因为要参加文化大革命，任何人不得请假离开户口所在地，而王蓓在武汉度完暑假后急于返回西安上学。在社会秩序相当混乱的文革初期，没有哪个火车站站长敢于保证一个九岁小姑娘单身一人在旅途中的安全，所以他们需要在旅客中给王蓓找一个“雷锋叔叔”，顺道护送她前往西安。于是，这个患有糖尿病的九岁小姑娘就看上了我。
我们提前上了火车，找了一个靠近厕所的三人长座位安顿下来。不久，火车上已经水泄不通，有票的、没票的都往车上挤，只要胳膊上戴一个红袖箍，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列车员除非想自找挨打，否则谁也不敢查他们的票。其次，旅客只要说：“我是工农兵！”，也可以白坐火车。座位上、椅背上、走道上、车厢结合部、座位底下、甚至行李架上，都是旅客。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汗臭味和尿骚味。
火车开动了，喇叭里传出“造反有理”的歌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续，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广播员报站的称呼也从“旅客们”改为“革命的工农兵同志们”。每到一站停车时，旅客只能从车窗上下。几乎每次停车，都有当地的红卫兵涌上车来，一边散发传单，一边检查旅客的行李，查找“封资修”的黑货。有几个旅客行李中装的银质或铜制水烟锅被说成是“大烟枪”，东西被没收，人被煽耳光或者挨皮带暴打。有一个戴眼镜的少妇被搜出了几本旧书，书被扔出车外，女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早在两个多月以前的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的口号，将“破四旧”列为文革的重要目标，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行动不断升级，大肆破坏寺院、古迹、古籍等文物，最令人发指的是随意抄家和搜身。一时间，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暴力行动成为风气。行动的狂热，使许多置身事外的大、中学生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一路上，我收到的传单有几市斤，都是破四旧的好消息，其中有一张传单上油印着人民日报的社论《好得很》：“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还有更多的消息是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色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等等，甚至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北京著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和神符魔咒。
武昌火车站站长颇有远见，给我准备了一个红袖箍，让我冒充武汉大学的红卫兵，护送老红军的女儿去西安治病，所以没有人找我们的麻烦。每次停车时间很长，红卫兵折腾够了才下车，临走前还要指挥车厢里的旅客们高歌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再给大家敬一个军礼。这样一路晚点，本来两天一夜的旅程，整整走了两天两夜。
我们的长椅上坐了五个人，除了我和王蓓还有另外三个小伙子。白天我站着，他们四个人挤着坐。晚上，那三个小伙子只能占一个靠近过道的座位，轮流打盹，我则抱着王蓓占着两个座位睡觉。
王蓓患有轻度糖尿病，喝水多，排尿多，肚子饿得也快，每隔三、五个小时就想吃东西。小姑娘面容苍白，身体消瘦，病恹恹的有气无力。白天，我让她坐在靠窗的地方，免得被车厢里的污浊空气熏倒。因为她不能多吃糖类和油腻大的食物，只好给她吃煮鸡蛋、香蕉、馒头和米饭蔬菜。列车上一天只开三顿饭，每次去餐车，都是一番战斗。我一边使劲地把挤在走道上的旅客拨拉到两边，一边拉着她前进，谁要是不肯让路，我就把他提溜起来往坐着的旅客怀里一扔。这么来回两次后，旅客们见我戴着红袖箍，力气又大，再也没有人敢挡我的道。列车不开饭的间歇时间，只要王蓓喊饿，我就剥开一个煮鸡蛋，她吃蛋清我吃蛋黄；或者给她吃馒头就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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