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韩愈在他的《马说》中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千里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而称矣！”这篇文章深刻的寓意在于：真才实学的人在我们的周围其实很多，而真正能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却很少。所以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为一些庸人所驱使，被埋没、被压制，而不能真正发挥其才能。
能干大事，有才能的人又往往是：智谋深沉，果敢沉着，神情闲在，精神镇定；轻易不说话，说出话来便肯定妥当；轻易不行动，如果行动一定成功。总之他们不自以为是而显露自才能，也不轻举妄动而尝试侥幸成功，可惜世人极少能识别他们。相反却有那么两种人：一种身体懈怠，神志昏庸，意志消沉，精神沮丧，整天无所事事，无所用心，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做。可是这样的人却善于投机钻营，趋炎附势，阿诌奉承，现在说来就是善于走上层路线；别一种人是伸胳膊，挽袖子，拍手掌吐唾沫，发誓立志奋斗，好夸夸其谈，好高骛远，雷声大，雨点小，不能脚踏实地，做事往往是虎头蛇尾。而这两种人在一起，总是相互不服气，彼此讥讽，却都干不了大事。都是胸地大志或没有恒心和才能的平庸之辈。可他们往往又很得势，真可谓“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在中国，历代的读书人，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为自己一生奋斗的目标。从读书到追求功名再到报效祖国，这是一个起码的人生轨迹。为此也成就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他们把个人成才和报效国家联系在一起了。孔子在《论语》中有一段和自己的学生子贡意味深长的对话，令人深思。孔子一向强调内心的修养，可决不是放弃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的为社会服务。所以，当子贡问他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呢？他回答“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我们知道，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那种无恒产有恒心，以天下为已任的阶层，这应该是一个很高的名誉。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要知道什么叫做礼仪廉耻，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内心有坚定而不妥协的做人标准；同时这个人要对社会有用，忠于自己的使命，做到“不辱君命”。这就是孔子说的“士”的标准。子贡觉得这个标准太高了，问孔子还有比这更下一等的士吗？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敬父母，乡里称赞他恭敬尊长。你能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你那种人伦的光芒放射出来，用这种爱的力量去得到你身边人的认可，不辱祖先，就是次一等的士。子贡又接着问还有没有更下一等的士呢？孔子回答：说话有信用诚实，行为坚决果断，这是不问是非只管贯言行的小人啊，不过也可以勉强算做再次一等的士。
“言必行，行必果”这六个字在今天能有多少人真正做到呢。所以子贡认为这三个标准太高了，因此转而问：今天当政的人怎么样呢？他们算得上“士”吗？结果老师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其实这三个标准是孔子对一个成熟的、能够在社会职业岗位上有所承担的人的质量的描述。在孔子看来，士的最高标准是“不辱君命”，其实这也是对一个能做大事的人的评价标准。
可惜的是现实社会中，谁能象孔子那样心中有明确的衡量标准，而又能识别真正的人才呢？然而，那种能做大事，却又处处不轻易显露自己的人才，就更难为世人所知了。
其实，能否识别人才、发现人才、知人善任，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在用人制度上的具体体现，也是国家兴亡，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诸葛亮在他的《出师表》中揭示的亲贤臣远小人或亲小人远贤臣是前后汉兴衰成败有根本。清人龚自珍有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对清朝官场腐败，压抑人才“万马齐喑”现状的抨击。他希望在人才的选拔、任用上“不拘一格”。纵观历史，历朝历代最大的腐败莫过于用人制度上的腐败，买官易爵是取仕制度黑暗到了极点的丑恶现象。他是压制人才、埋没人才，限制人才脱颖而出的根源。难怪韩愈在他的《马说》中慨叹“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
2007年5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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