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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崇拜榜样和宣扬利他主义的国家。在古代“圣人”为了避免“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惯用的法子就是“表彰节烈”。将所有的弱者——女人守节烈之事，当作一件宣扬仁义道德的大事常抓不懈。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不然发现那是些什么样的圣人和什么样的思想道德了。在那表彰节烈的后面，我们看到了是一个极其愚昧和惨无人道的吃人历史。
在古代人们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儒家那帮圣人们所宣扬的仁和礼，一切言行都得按照他们固有的模式而言行。只要是他们认为好的，或坏的，人民就得无条件认同，一反对就是大逆不道。因此，古人一个个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自己也跟着说什么。凡是反对圣人言行的异见分子，人们不会多加思考，只会立即群起而攻之。我想这幕后的主子们，要得就是这么一帮道德奴才和愚民。
在咱们中国，至少是在旧中国以前，法治和人权根本不知道为何物。有的只是一大堆伪善的假仁假义和等级制度的礼义教化。一个个学究读书的目的，嘴里宣扬的是“学而优则仕”；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登上仕途当官享富。在这种极其丑恶的思想文化环境里，学究们读的书，只是那死气沉沉的《四书五经》，却排斥一切信仰精神和求知精神，有得是一群五谷不分，四肢不勤，整天满嘴仁义道德；私下里却是一群得意志者依附权贵欺压百姓，失意者便沉湎于酒色或隐逸山林过着像乌龟一样的生活。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入世为儒，出世为道”的说法。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体系，相辅相成；俨然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无论生活多么糟糕，人权如何被践踏，都能找到知足的精神自慰感。在这拥有五千年，所谓文明的古国里，据说世上许多萌芽状态的科技发明，都能在中国找到它们最初的萌芽期。这好比，中国的四大发明。这些发明在中国却像石缝里的幼苗，无人理睬。最终就像中国人发明火药一样，只是用来做炮竹之类的小玩意。可这东西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中国人当着自豪，一代接一接地传说着、自满着。殊不知中国这个向来自满和自大的民族，却没有几样科技发明是自己的。翻开人类科技发明史，我们中国人难道不觉得很脸红吗。有几样重大科技发明，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发明创造的脑子被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全匡死了，这是十分可悲和极其愚昧的悲剧。难道今天我们这些生长在伟大时代里的人们还要再走那种老路吗。
说到这里，我想引用一段毗先生在我的《雷锋精神是愚昧的利他主义》中所说的一段话，他说：“你说‘西方人比我们中国人认识的清楚’，一个媚外的愤青，你永远也看不到，其实西方人还走在我们古人的探索之路，他们要达到中国的思想成果还要很长一段路程！别以为会叫几声民主就是进步！”现在，请大家来看他这番话的背后，所隐藏的事实：中国人自今还没有一个本土文人拿到过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一点上当年鲁迅先生比我们现在一些人要客观和自知。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到中国考察研究时，曾与刘半农商量，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结果鲁迅回信，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结果将很坏。”由此可见，毗先生的话，显然是一个很自大的信口开河，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想给我乱扣帽子，在此想歪曲事实真相。我劝毗先生，别再拿愚民的那一套过时的儒、释、道的传统理论唬弄人了。你这种夜郎自大症，在事实面前，是立不住脚的。毗先生也许会反对我的观点，说是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那么在中国文化这块土地上的科技发明，又有多少是咱们中国人自主创新的，现在中国人所使用的科技专利，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别人的发明专利。自今还没有一个本土中国人得过有关诺贝尔科学技术、经济等各方面的奖。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们的思想文化出了问题吗。
毗先生说别以为会叫几声民主就是进步。那么在中国这个讲君子道德和利他主义的国家里，进步了些什么。去年，我在《凤凰周刊》上看到一条报道，中国在世界一百个国家的腐败现象中排名是第六十五位。3月16日，我在湖南作家网因一句不满雷锋精神的话，就遭到删帖，进而说一句“湖南作家网言论真专制，你们封我的ID吧，没劲的网。”就遭到封ID事件。这说明什么，这不明白摆，“思想霸权”和“言论专制”吗。我的《雷锋精神是愚昧的利他主义》在新浪博客里也遭到了删除，而我在文章中的所说观点，没有一条有反动言论，更谈不上触犯《宪法》之类的事情。
我说雷锋精神是愚昧的利他主义，有人因此指责我是在诋毁雷锋的人格。请问，难道说一个人愚昧，就是说他是坏人吗。这种说法你们不觉得太可笑了，太强词夺理了吗。
雷锋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他的精神里那种向善的精神，我一直都没有反对过，更没有诋毁过雷锋的人格。但一个被神化了和政治化了的雷锋精神，是万万不能再像古人推崇儒家学说那样使其毒化民智。人性本恶，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自私的世界里，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求知识、讲人权、讲法治，用游戏规则来监制每一个公民的作恶言行和维护每一个公民的人权，才是正道。讲道德，表彰节烈之类的老把戏早就玩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脑子，那些惨重的历史教训已经证明，那些老把戏只能是阻碍中国人建设人权和法治国家的最大绊脚石。现在，我们的时代里不需要你们给我们编制的美丽谎言。我们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权、法治。
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的道德品质，不比你们所宣扬的伪善道德卑劣。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在求知、人权、法治的武装下过得一点也不比你们混乱。西方人他们不学雷锋，并不比我们邪恶，相反他们那里有人权和法治，他们的科技比我们先进，学术比我们超前，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富足。那些口口声声说国外怎么不好的人，可他们一个个却削尖脑袋将自己的子女往国外送。你们所宣扬的那些无私奉献的模范们，请问，他们生前在做好人好事的时候，他们得到过怎样的回报。一个伟大的孔繁森倒下了，千万个无耻的王宝森冒出来了。你们嘴里一个劲地宣扬利他主义，暗地里却干着利己主义的无耻勾当。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都是有人权的。在平等和人权面前，你们没有权力来强迫我们学习这或学习那。但我们并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愚昧，堕落。我们也一样在向善，在奉献。我们的向善方式不是去学习伪善的道德，而是实实在在地用“善即知识”的方式，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意义。”因此，我们用不着去忠于什么组织或君主，我们只忠于人生如何在短暂的生命里找到自己的生命意义。为社会为人民为自己在求知、人权、法治的道路上，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理想和自由，这一切都不是错。
如果我们深爱航天事业，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理想，扎根到最艰苦的西部，默默无闻地为国家、为人民、为自己的航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如果我们的国家遭到外侵，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生命来悍卫我们祖国的统一和国家的尊严；如果我们愿意为大山里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这是因为我们明白自己能在这条道路上，找到自己的生命意义。……
我们追求的善即知识、人权、法治，并不是你们所认为的只是一群自私自利的败类。那种败类在任何的时代里都有，尤其在那没有人权和法治的愚民社会里更众。请你们不要把我们年轻人的智商瞧得太低能；我们年轻人的思想情操，更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般卑劣。
今天，我作为一个新时代里的青年，郑重地告诉你们：“在我们的时代里，不需要谎言，我们需要的是求知的自由、人权和法治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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