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6年高三毕业生，1968年下乡，1974年抽调回城，在沈阳拖拉机厂生产科库房当工人。因为我在业余时间写了几篇小说，所以被调到厂宣传科。当时，省作协要调几名工农兵业余作者到《辽宁文艺》编辑部去“掺砂子”，改变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我被选中了。在《辽宁文艺》编辑部，我呆了一年半，因为我是工人编制，体制的限制，无法调动关系，只好又回到沈阳拖拉机厂。我在外边的时间过长，宣传科的位置无法保留，我只能再回到生产科库房。
这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我决定参加高考。在1977年，国家恢复大学招生的第一次高考中，我如愿地考上了辽宁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我是带薪上大学的，工资关系仍留在沈阳拖拉机厂。
在等待录取通知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怀孕了，这让我处在了两难的境地。上大学是我等待了11年的梦，而且这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以后还能不能招“老三届”很难说；可是生孩子也是我期盼已久的，我已经快30岁了，如果不要孩子，等到大学毕业就成了高龄产妇了，生孩子就困难了。想来想去，还是上大学的诱惑力大，我决定，如果我考上大学，我就不要这个孩子。各大学都陆续发榜了，我没有考取。我绝了上大学的念头，一心一意等待孩子的出生。没想到，大学又扩招了，辽大中文系扩招一个走读班，我有幸榜上有名。这时我怀孕已经三个多月了，做人工流产有危险了，而且这三个多月的“相处”，我感受到了那个小生命的存在，对他有了感情，不能割舍了。于是，我冒险隐瞒了怀孕的事，到辽大报了到。老师同学谁都没看出我怀孕，以为我就是个胖人。好在我的产期在八月份，正值暑假，没有耽误功课。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学校像我这种情况的有好几位，这都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产生的特殊事物吧。
儿子的出生加重了我的负担。虽然我的学习很紧张，家务也很繁重，但我不能让儿子输在起跑线上，抽空还得对儿子进行早期教育。教他背唐诗，给他讲故事，这是完成我自己的功课之后，每天还必须完成的功课。同学们开玩笑时说，我的儿子在母腹中就上了大学，他受的是高等“胎教”。受“高等胎教”的儿子，虽然生的不是时候，却赶上了好时代。他一直很优秀，小学毕业考试得的是“双百”，中考是全校第一名，高考是全班第一名。他参加过全国的物理、化学竞赛，得过一等奖和三等奖。大学考的是“南开”，研究生考入了“清华”。
在这里，还应该说一说沈阳拖拉机厂，没有厂里的支持，我也不能顺利地考上大学。首先是宣传科的李科长，他不仅没让我回生产科，而且三个月没给我安排任何工作，让我躲在宣传科的印刷厂复习功课。还有教育科的同志，他们为了让我顺利地考上大学，三次给我修正报考材料：第一次是按“确有专长”报的，后来听说“老三届”有优惠政策，又去招考办，把我改为“老三届”，后来又听说“老三届”招的少，就又去改为“确有专长”，这些事都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的，我到现在也不知为我多次跑招考办的同志是谁，也无法向他说声“谢谢”。
据说1977年我厂考上大学的人数，在铁西区各大厂矿中排在第一位。那种为国家输送人才的无私精神，现在想起更觉得难能可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