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贞观之治让后世赞不绝口，然而后功不抵前过。法制崩溃、道德沦丧和史学传统消亡是玄武门之变留给后世影响深远且难以回避的遗产。
遗产之一：破碎的法制
唐朝政变奇多，恐怕与唐太宗的表率作用不无关系。马克思曰:“当面对百分之三百的利润时人可以践踏一切道德和底线”。唐太宗正是践踏了封建社会能找到的一切底线，腰斩了周公以来的法制进程，为后世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卓越表率。
唐太宗册立为太子和随后登基为帝法律手续齐备，全都合法，唯一不合常规的是皇帝健康状况良好太子就迫不及待地登基。这也难不倒聪明人，既然处在南北朝以来的时代背景，不用白不用，抬出屡见不鲜的“主动禅让”堵天下悠悠之口。
法制保留了完整的空壳，对法制的敬畏已被击碎。高宗合法继位之后武后、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五代皇帝都是政变上台。另一方面，由于李渊的惨痛教训，在位的皇帝再也不会束手待毙了，防火防盗防藩王成了帝王守则第一条。皇帝若是想知道哪个皇子有没有长反骨就砍下脑袋来看看。也许他们都认为自己至少在这一点上比李渊强那么一点点。“宁教我杀天下人，不教天下人杀我”，“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成了皇室行为准则，朝堂的气氛和江湖一样人人自危。英明神武的汉武帝杀了太子刘据，后来又痛心疾首地作检查“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全国人民”，唐朝皇帝就满不在乎，没一个作检查的。唐玄宗制造了“三庶事件”还不够，在逃亡到灵武时听人说太子的弟弟建宁王有夺嫡之心就拿出皇帝威严二话不说把他杀了。唐朝皇帝可能有思维定势，认为夺嫡是篡位的先兆。
汉武帝那份检查在两千余年后仍受到推崇，学者反复强调帝王不是普通人，断情绝义六亲不认很正常，能有一次流露出正常人的感情就难能可贵。问题在于虽然帝王不是普通人，但毕竟在人类社会生活，他践踏人类社会的法制，腐蚀人类的道德体系，这巨大的社会成本该由谁来付？就比如唐太宗，他倒是如愿以偿当了二十三年皇帝，英明神武了一辈子，可他留下破碎的法制和扭曲的道德，付出代价的可不止是他的后代。他使上位者失去安全感，视所有的男性亲属为潜在篡位者，使皇位传承失去规则，倒退到周公之前的混乱状态，而且居然厚着脸皮拿周公诛管蔡当他篡位的借口。不过他也算替周公做了一件好事，从武则天开始，后来的篡位者都以唐太宗为榜样，不再去麻烦周公，他老人家总算可以安心当他的圣人了。
遗产之二：扭曲的道德
房玄龄对“董狐笔”的背叛是知识分子整体形象分裂的标志性事件。“士可杀不可辱”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自此分化，向王权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从此，对法律、规则、道德、秩序的坚守成了个人的道德洁癖，对强权的顺服和迎合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历经一千三百余年蝴蝶效应的作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终于辜负了罗素的信任，不再是社会良知的代表。鲁迅寻找中国脊梁要到地底下去找。
所有的神话和宗教都以主神与敌神的斗争为主线，所谓“黄帝五十二战”。主神战胜敌神的过程实际上象征了国土和文化统一的过程。
隐太子是不是象唐太宗描的那样黑已不可考证，但他是国家法制的体现这不能否认。太宗发动政变，东宫部属忠于职守，坚守宫城，战斗打到一半的时候李渊的手敕到了，用委以兵权、诸军皆听秦王号令的方式承认政变合法。本来是尽忠王事，诛除政变者的战斗如果继续打下去就变成了对抗现任皇帝，是谋反谋逆的大罪。几步路的距离之内主神与敌神交换了地位。这些人如果不投降就会变成国家的通缉犯，家族会受到牵连。即使个人不怕死，也已经没有可以坚守的了。敌神摇身一变登堂入室晋位为王道正统。国家经过短暂的分裂（不到一天）又再次统一。然而这位新晋主神却象罗马双面神一样同时拥有两付面孔，一付高居庙堂享受香火，另一付却作为叛臣逆子的形象代言人成为高悬在历朝历代统治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道德从此扭曲，文化从此分裂，法律、规则、道德、秩序从此都有了双重标准，变成了只能约束普通人而不能约束枭雄的橡皮杠杆。
遗产之三：歪曲的历史
胡适曰：“历史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任人打扮”。
唐太宗开创了以帝王身份亲手打扮小姑娘的先河。中国史官用生命捍卫的信史传统从此屈服于王权。史书成了侦探小说，为喜欢猜谜的人提供了其乐无穷的智力游戏。
纵观如同宫庭阴谋剧的唐朝历史，再回顾武德七年到九年长达两年的风暴前的平静，似乎不得不认为那是唐朝政治斗争最后的理性和统治阶层最后的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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