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蔡邕之事，《三国演义》中记述简略，仅叙二件，一为其应征出仕，一为其被缢而死，这两件事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董卓有关。
蔡邕之被征，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受威胁所致，董卓让人传话给蔡邕：“如不来，当灭汝族”，蔡邕因惧而应召，正史上也记载了类似这样的话。清人王夫之对此颇为不然，在其《读通鉴论》中详细辨析了蔡邕应召的内在因素。
王夫之认为，蔡邕曾历经许多艰难凶险之事，亡命江湖十二年不气馁，自有其坚强的个性，是不会因为某种威胁而更移其志的；此时的董卓也非那种残害贤士之人，相反他很想“借贤者以动天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沉重打击了长期干预朝纲的宦官势力，把大量的公卿子弟辟入统治集团，广征贤士。深受宦官长期迫害的蔡邕“诚以卓能矫宦官之恶，而庶几于知己也”，其应召而出，似已在必然之中，但王氏对蔡邕的选择并不赞成，而是认为其“逃虎而抱蛇、舍砒而含鸩”。蔡邕的选择是基于对残酷迫害他的宦官集团的仇恨，而不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因此王夫之又说“蔡邕意气之士也，始而以危言召祸，终而以党贼逢诛，皆意气之为也”。此话不无道理，然其“意气”能够不为外部环境约束，在那种凶险的政治环境中，坦荡地发于明处，且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这就很不简单，远非常人所及了。
董卓被诛，人人避之如蛇蝎，独蔡邕感其知遇之恩，抚尸大哭，其惊世骇俗之举，在那个非常时期，很是让人震恐；也正唯其如此，其作为一个书生率真无遮的本来面目才更清晰地凸现出来。他的行为，使那些当时在一种疯狂的力量摧动下、躁乱地涌向一个方向的人群惶恐不已，也因而使他们感到愤怒与羞愧。蔡邕之悲不止是其真情的流露，更是其言行如一的表现，他不但做得出去，而且说得出来，在那样一个混乱凶险的政治环境中，他内心真情的吐露与表现，无异于向虎狼之辈交付自己的生命，事实上他是很清楚自己最后之结局的，他并没有为即将面临的灾难而惊慌失措。
一个人行时便一切都行，一旦不行便一概不行，这几乎成为一些人的思维定式，人们似乎也很难以客观平静的心情对待那些黑白并不十分显明的人，简单地把人分为好与坏的确省去许多麻烦，但人并不是可以如此简单地被分割的。因此，当一个人在被批倒批臭、踏上一万只脚的时候，那些躁乱的大多数大多是盲目的跟从者，他们甚至对矛头所指的对象一无所知，但他们很清楚的一点是，这样做可以与那个倒霉的人划清界线；至于被批倒的人是否真的十恶不赦，是否将永远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是不会关心的。在所有的人都对董卓踏上自己的脚的时候，蔡邕没有踏上自己的脚，他以自己非同寻常的作为向死去的朋友进行了最后的告别。
连哭一声的权利也没有的时代是个黑暗的时代，蔡邕为了这一声权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悲怆之声，重重地敲在那个人情冷酷、世风日下的时代的关节上，使之震悚不已。那些口口声声要控制别人思想、硬要别人的思想与其保持一致的行为向来是深为人们所痛恨的，不管蔡邕之悲对错与否，他能够真实表达其心声，就是一个诚实的人，那些扼杀不同声音的人才是最虚伪、最野蛮的人，因之而生的制度是最虚伪、最黑暗的制度。让所有的人都死心踏地的跟着一种声音走，其结果收获的就只能是假心假意的顺从，一旦这种声音出现了故障，其跟从者便会一哄而散，甚至反戈一击，声音的制造者就会在劫难逃，失去生存的基础。那个不顾许多人劝阻，非要杀掉蔡邕的司徒王允，很快也被别人杀掉，不珍惜别人生命的人，别人也不会珍惜他的生命，还是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吧，进步与活力往往由此而生。
曹操扫灭袁谭，把其首级号令，也是不让别人哭泣，“敢有哭者斩”，但还是有人站出来哭了。这位站出来哭的人是青州别驾王修，下面一段对话，很是精彩，照录如下：
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辟命，亡而不哭，非义也。畏死忘义，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谭尸，受戮无恨。”操曰：“河北义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用，则吾安敢正眼觑此地哉！”遂命收葬谭尸，礼修为上宾，以为司金中郎将。
这就是曹操，他深知与自己发出不同声音的人是杀不完的，只要别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能够持之以理，他还是能给别人活路的，这跟那个固执己见的王允无法相提并论，因此一个能够成为一方霸主，一个不久即被族灭，似亦在定数之中。
逆耳之言人都是不愿听的，但不愿听、或听不到并不能使其真正消失；容忍与接受可能很难，若与之和平共处且从中汲取智慧，却是大有裨益之举。蔡邕之悲，是对那个不容许有别的思想存在的霸道的社会制度的控诉，他使人看到，不管现实多么黑暗，总有人在为求得一个公平与公正的社会环境而努力；它可能还会给执政者一个信息，不同声音的组合是一首健康而完整的交响乐，不同飞鸟的共鸣才更能准确地传达春天的信息。大度与包容不会使一种政治体制分崩离析，相反，却更能呈现其先进与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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