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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英会蒋干中计”的前一回的末尾，也有一出朋友劝降的戏，那个劝降者是孙权的部下诸葛瑾，被劝降者是刘备的军师诸葛亮，二者除了一层分属于两个军事实体之间的朋友关系外，还有一层更亲密的兄弟关系。结果诸葛瑾劝降未成，二人有话明说，直来直去，各事其主，各行其事，兄弟情谊在，朋友仍是朋友，深一点说，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接下来便是蒋干的劝降了，所不同的是蒋干是自告奋勇，这不同于诸葛瑾之奉命行事。先看蒋、周之间的关系，蒋干说其“自幼与周郎同窗交契”，周瑜也说与蒋干“同窗契友”，这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同窗”大概是不会错了，至于“契友”，以前可能是，从以后的故事进展看，蒋干怕是自作多情了。
蒋干未见周面即将其定位于“同窗交契”，周瑜未见蒋面即将其定位于“说客”，蒋干未着一子已输掉了大半，你可以感觉到“朋友”这个词在政治斗争中的位置，政治无道德，政治无朋友，那些霸气十足的成功者的背后，那个巨大的阴影里，隐藏了多少邪恶与算计，是很难窥测得出的。代表汉帝国正统的曹丞相实力强大，奉辞伐罪，名正言顺，几十万大军直趋江东，兵锋所向，势如破竹，当此之时，蒋干去对朋友说降亦在情理之中，于“同窗交契”并无背弃，作为好朋友的周瑜可以不听，甚至可以不客气地逐走蒋干，把话挑明，不降就是不降，各走各的路，各为各的主，光明正大，友情仍在，这才是对待朋友应持的态度。周瑜并没有这样做，他采取了与之相反的策略，把与蒋干的私人友谊，扩而大之，用在了自己的军事赌博上，把蒋干当做了一个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大加利用的棋子，他把一个个阴谋与陷阱巧妙地编织起来，诱使“同窗契友”一步步陷入而毫无察觉。在他的精心策划下，蒋干，这个有点昏头昏脑的朋友，糊涂事干了一桩又一桩，不但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傻瓜蛋，更主要的是起到了别人难以起到的作用，蒋干在圈套中取回的假情报，使曹操两个著名的水军将领丢了性命，从而达到了周瑜的军事目的。此举周都督好不风光，蒋某人却仍是傻头傻脑，蒙在鼓里。蒋干的第一次去江东以周瑜实际的大获全胜与蒋干虚拟的大有收获而告终。
孔子说，与三种人交朋友对自身是最有益处的，一曰“直”，二曰“谅”，三曰“多闻”。第三个因素是指智能方面，偏重知识结构，一个见闻广博的朋友于己有助是不言而喻的，前两个因素却是指人的品德与修养，这个朋友要具备正直与诚实两种优秀品质，基于此，孔子很看重朋友之间的友谊与交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种朋友是非常令人神往的，这交友的三个准则也是真正朋友之间诚实无欺的承诺。朋友之间资质有别，这很正常，比如有的聪明一些，有的鲁钝一些，但正直与诚实的品格应该无别，应该在同样的基准线上。周瑜把蒋干定性为“说客”的同时，其朋友之情便已荡然无存，剩下的便只有阴谋算计，一步步诱使“朋友”跌入陷阱，他需要的是利用这层人人皆知的“亲密”关系，达到自己的军事目的。周瑜是压根儿就没有把蒋干作为朋友来对待的，因此他算计起蒋干来，不但心安，而且理得，而且自鸣得意。在军事竞争中，利用朋友关系，干成了一件大事，周瑜创造了一个范例，只可惜了那个书生蒋干，被揉捏成了一个符号，使想起这个符号的人无不摇头叹息。
诸葛瑾劝降诸葛亮时，诸葛亮对其所说的“情”、“义”之辨，很有道理，二者各为其主，谈情处谈情，论义处论义，兄弟归兄弟，公事归公事，互不干扰。苏洵说：“不以私利害公义”，那么反过来，牵扯到一些很严肃的问题，如果人家不愿意，也最好不要打着“公义”的名义去害“私利”，否则，那将是很恐怖的，人世间许多真善美的东西，往往就是在这种貌似崇高的口号下被作践了。一切大奸大恶的行为也可以打着这块招牌大行其道，它伤害的并不仅仅是弱小的个体，它还对整体起腐败的作用。你今天伤害了他，他明天就要算计你，这种相互之间的残害，大多是在整体利益幌子下个体的竞相蚕噬，其结果是一切属于个体特征的东西，比如真情，都不存在了，代之以尔虞我诈的虚面冷相。
之后，蒋干又毛遂自荐去探听黄盖投降的真假问题，结果又中计引来了庞统的连环计，火烧了曹军战船，葬送了其八十三万人马，这真是应了周瑜那句很有远见的话：“吾之成功，皆在此人身上”，明白一点讲，皆在愚弄朋友，利用朋友身上。看完《三国演义》这段故事，始知赤壁之战中，立功最大者，不是那个装神弄鬼的诸葛亮，而是那个昏头昏脑的蒋干，当然还有那个始终蒙着一层朋友面纱的大导演周公瑾。再明白一点想，愚笨如我辈，恐怕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被“朋友”揉捏的那个符号，真不知须经何种修练在生活中才不致于成为那个符号，这样想着想着，背上冷汗便悄悄透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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