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那年我去残联办点事，走进民政局大院，见一楼的走廊下铺着一张凉席，凉席上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子正头枕着个被子躺在那里，悠闲地抽着烟。
我正要上楼，他却喊住了我：“老师，你又来了？你想当代课教师的事跑成了没有？”
“你怎么知道我想当代课教师？”我诧异地问。
“我从别人的议论中听到的。”那男子弹一下烟灰，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来，咱俩好好谈谈，说不定我能给你一些建议。”
我走了过去，他挪了挪身子，让我坐在他的凉席上。他给我掏了支烟，单刀直入地问：“你跑这事可给人送礼了？”
我摇摇头。
接着他给我讲了一通请客送礼好办事的例子。
其实在那两个月之前，我们曾经打过交道，知道了他也是乡下的，姓李。我带着几分不解地问他：“老李，你还是上次来的吗？”
他点点头。
“这两个月来你一直在这吗？”
他又点点头。
“你在这准备干啥？”
“什么也不干，吃饱了就睡。”
“你吃住在哪？”
“去那边饭馆里吃，住就在这里。”
“饭馆老板给你不要钱吗？”
“咱光吃别人剩下的，吃了后，帮人家刷刷碗。”
“你不感到那样丢人吗？”
“那有啥丢人的？面子能顶几个钱？我爷爷给日本人打仗时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我爹也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为国捐躯。我们家两代功臣，这又能吃还是能喝？我不是照样饿肚子？”
原来他是英雄儿女？他见我满脸诧异，随即从他的提包里拿出像奖状一样的两张烈士证。
看着上面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大印的烈士证，我的思绪又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好大一会儿，我凄然地问：“上面没有给你安排工作吗？”
“安排啦。我原来在公社供销社上班，可供销社倒闭十多年了，我没班上了。”
“你家里没有地吗？”
“种地？我才不掏那个劲呢。现在是和平年代，那些有关系有门路的干部把自己的亲属和子女安排得顺顺当当，衣食无忧，他们凭啥？种地打出来的东西根本不够这卡那要的，我心里就是不服气！”
“你就这样整天蹲在这里要钱，他们可给你呢？”
“给啊，一年能给两千块钱呢，这相当于俺家两年的收入。”老李这样说着，用眼打量着我，随后压低声音对我说：“你别再想当什么代课教师了，即使能跑成，辛辛苦苦干一年不过四百块钱，能买什么？你不如跟着我，你有文化，听说还是个作家；我管你吃管你住，一年再给你拿五百块钱，你只要帮我写上访材料就可以了。”
“谢谢，老李。不过你这样做也不是长法，你在这城里做点小生意，比如推三轮拉人，也可以挣些正经八百的收入啊。”
“我才不掏那个劲呢，那样多辛苦啊！”
看来老李已经铁了心乞讨下去，我见话不投机，便离开他去楼上残联办公室办事去了。
再次见到老李已经是十年以后，我去省城看病，在大街上见到了他，他依然在乞讨。他见了我，又和我唠了起来。那时候，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子，还享受到了城镇低保和烈士子女优抚。不同以往的是，他和他的全家人已经跑到省城乞讨了，他用三轮车拉着他年迈的母亲，捧着装着两张烈士证的镜框到处哭穷。先人留下的英名为他换取着路人递过来的花花绿绿的钞票，据说每天可挣上百元呢。
我本想对他说，老李啊，以前你那样蹲在民政局里闹腾，还情有可原；现在你已经衣食无忧，还瞎折腾个啥？可见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我也没再说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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