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午闲着在网上翻着史学书籍，忽然看到了一本吕思勉、张荫麟、蒋廷黻合著的《中国史纲》，当时觉得关公战秦琼的错讹，因为这三位历史界泰斗最后去世的都已经45年了，怎么可能凑在一起写这么一本书？
想了想，这本书只可能是三位大师一人一本的套装，要么就是以呂思勉《白话本国史》为主，然后把东汉前的部分换成张荫麟《中国史纲》的内容，而把近代部分换成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如果是后者，只要不要乱加以删节编排，尽量保持《中国史纲》、《中国近代史》原貌而用《白话本国时》补缺，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构思。确实把三本书的精华，也把近代最天才的三本入门中国通史融合成了一本。
怀着这个兴趣，就到网上去查查这本书如何去截选，结果首先找到了上册的目录，确实上册就是张荫麟《中国史纲》的内容，而且清朝以后就是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然后把蒋书最后一章的几节合并到上一章，把最后一张说蒋介石部分（这以前国内出版不是删就是节选）开始换上并补充上呂思勉的内容，一直到现代。
张荫麟与钱钟书同称清华四大才子，一生就是一部东汉前《中国史纲》著称于世，本来这是40年为高中的编写历史教材，本打算写到唐朝三因故只写到东汉，却是写得绚烂至极备受世人推崇。张荫麟《中国史纲》最为人称道之处就是史料浓缩得醇厚出手却又像百年老窖的举重若轻，加上文笔异常之精练流畅，看了让人颇有爱不释手之感。随便摘取两段来示意一下，下面一段是说孔子时，提到礼仪和诗歌时，写的一段：
“诗三百在春秋还是有实用的，平常贵族交际上的诗词要引诗作装饰。朝廷享宴外宾时，照例要选诗中的一首或一节，命乐工歌颂，以作欢迎词，这叫做‘赋诗’。来宾也得另选一首或一章回敬，这叫做‘答赋’。来宾间的情意、愿望、恳求，甚至讽刺，每‘断章取义’地借诗来隐示。在这种当儿，诗篇生疏的人便会出丑。故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当战国开场的前后，秦在“七雄”中算是最不雄的一国，自前四二八以降，四十多年间，它的政治出了常轨，大权落在乱臣。在这时期中，它有一个君主被迫自杀，一个太子被拒不得继位，另一个君主和母后一同被弑，沉尸深渊。魏人乘秦内乱，屡相侵伐，并且夺回穆公所得到的河西地方。”
“当战国开场的前后，秦在“七雄”中算是最不雄的一国”这句看似有悖史学家严谨论述的句子，却可一下子总结出秦初在变法前的现状。下面接着的一段也是简洁叙述了商鞅变法前秦的落后之状：
“秦地本是戎狄之区。西周的京畿虽建在其上，文明的透入始终不深，好比一件锦衣覆着褴褛。周室东迁后，锦衣一去，便褴褛依然。直至孝公变法时，秦人还不脱戎狄之俗。例如他们还父兄子弟和姑媳妯娌同寝一室，这大约是沿着游牧时代以一个帐幕为一家的经济办法。这种陋俗经商鞅的严禁才消灭。又例如秦国道地的音乐，直至战国晚年，还是“击甕叩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没有受文明的雅化，也就没有受文明的软化。在六国中秦人是最犷野矫健的。商鞅的严刑峻法给他们养成循规蹈矩的习惯，商鞅的特殊爵赏制度使得对外战争，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以最强悍，最有纪律的民族，用全力向外发展秦人遂无敌于天下。”
蒋廷黻就是以一部5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而著称。蒋廷黻本身就是一个外交家，对部分的近代史也亲身经历，所以对林则徐、李鸿章等的描述细致入骨，最让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身处时局而对时局的观察、分析能力，蒋廷黻的这本书若是非用一句话来评价的话，就是“举重若轻、清晰简洁”。最喜欢的版本要数上海古籍出版本出的这两本：插图版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和张荫麟《中国史纲》，可惜这套现在市面已经成了绝版。
实际上，蒋廷黻的这部书绝对可以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样当一本历史流行书籍毫不为过，具有故事书一口气通读下去的流畅情节，但它却又是一本对近代史分析和评论最权威的正史书籍。本书出来后的漫长几十年间史界对近代史的述评无不引用本书中的观点。书中代表性的一段评论就是讲述林则徐后的这么一段：
“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原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下面一段的述评的风格就是蒋廷黻这本书的风格，我们从下面一段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事件及演变透察至微，写大时局居然写出了微刻手法的细腻，其实由于篇幅限制还简略去了其中的两段：
“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那一国的新军备进步的快。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能进攻大陆。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他的眼光远在一般人之上。
李鸿章既注重中、日关系，不能不特别注意高丽。在国防上高丽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高丽可以作敌人陆军侵略我东北的根据地，也可以作敌人海军侵略我山东、河北的根据地。反过来看，高丽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高丽在我们手里，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国或英国所占，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高丽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如岩仓、大久保、伊藤、井上诸人反对征韩。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末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不应轻举妄动的贪图向外发展。但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觉得无法压制舆论，不能不有所主动。于是他们一面派黑田青隆及井上率舰队到高丽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并避免中国的阻抗。
森有礼与我们的外交当局大起辩论。我们始终坚持高丽是我们的属国，如日本侵略高丽，那就是对中国不友谊，中国不能坐视。森有礼则说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是有名无实的，因为中国在高丽不负任何责任，就没有权利。
黑田与井上在高丽的交涉成功，他们所订的条约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是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应该抗议，而且设法纠正。但是日本和高丽虽都把条文送给中国，北京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责备高丽不守本分。中国实为传统观念所误，照中国传统观念，只要高丽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光绪初年，中国在高丽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韩条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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