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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近当代散文随笔胡乱谈》为名，这“胡乱谈”之中无不蕴藏着作者的对近当代散文的思考、分析和判断，通过对余秋雨、周国平、梁实秋、林语堂、鄢烈山、沈宏非、李敖等等散文大家作品的分析，让我们凭直觉可以避开最差的东西，凭耐心和经验能够得到最好的东西。遗憾地指出国人厚重感的缺乏症就是我们对实力派大师和偶像派大师的态度的区别，我们这是一个缺乏信念需要偶像的时代。
| | 很奇怪自己喜欢的现当代散文随笔大家中居然没有余秋雨一席之地，虽然自己对曾经的借历史问题进行的“余秋雨批判”的风潮很反感，认为这是典型的文人嫉妒而相轻的案例。当1988年余秋雨第一本《文化苦旅》出版，恰是一个国人最空虚困惑一段时期的思想要找出口的年代，浅薄的人群要找一些貌似深沉的东西。而余秋雨适逢其时的文化矫情：抓住人们对于苦行僧似的足迹的膜拜和文化的反思心理，恰好填补了一部分国人的文化空缺心理，慰藉了一些人的心灵，炒作了一种文化概念并适时点燃了一把。正如他自己渲染的那样：“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立在古人一定站立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尘封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哗一声奔泻而出。”
不否认余秋雨的具备的一定学识，但这份学识与其文化地位来说还是被拔高很多。仅仅四本娓谈式的散文，其历史和哲学的支撑也缺乏厚重。以钱钟书的《管锥编》随便抽出一本来相比，这厚重感的缺乏症就是我们从实力派大师和偶像派大师的区别，我们这是一个缺乏信念需要偶像的时代。
第一次看到《文化苦旅》这本书时是在90年代初的书店，当时翻了翻就扔了回去，因为自己当时就是面临一个异乡异地艰难开始的苦旅，自己明白苦旅的沧桑与厚重感，尽管余秋雨最大的爱好就是在文章里抖露历史和哲学的思辨，但其举手投足与李敖的历史专业文笔与周国平受过训练的专业哲学思维来比，一出手就相差甚远。但是国人看不懂比自己深刻许多的东西，只是去崇拜那些恰恰够得着崇拜的那些东西。现在从《文化苦旅》选出一段体现该书特色的一段：
“莫高窟确实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让不同的游客摄取。听故事，学艺术，探历史，寻文化，都未尝不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它们为观看者存在，它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一堵壁画，加上壁画前的唏嘘和叹息，才是这堵壁画的立体生命。游客们在观看壁画，也在观看自己。于是，我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也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
如果仅仅为了听佛教故事，那么它多姿的神貌和色泽就显得有点浪费。如果仅仅为了学绘画技法，那么它就吸引不了那么多普通的游客。如果仅仅为了历史和文化，那么它至多只能成为厚厚著述中的插图。它似乎还要深得多，复杂得多，也神奇得多。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粑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
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义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是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
这“景深”后的加注的英文（depth of field）确实很体现余秋雨的风格，给摄影用语还带上了外语的神秘色彩，这些小的细节无不体现出作者的卖弄心理，尤其把摄影里的一个无微不足道的词汇拿到知识面狭窄的文人面前吆喝的那种自得的痒痒心理。除此次以外，上面一段，煽情得有些卖弄了，这可能很对小文人阶级的胃口，但对于自己这样喜欢内敛和厚重的味道的人来说，香精放得太多了。所以我不喜欢余秋雨，不是因为他的书没有价值，而是因为他在书中的表情太生动、自己手舞足蹈得不可自抑。
这一段似乎用周国平下面一段的对比和评价，这么对比看真是太有趣味：
“认真说来，一个人受另一个人的‘影响’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一种自我发现，是自己本已存在但沉睡着的东西的被唤醒。对心灵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决不可能是一种灌输，而应是一种共鸣和抗争。无论一本著作多么伟大，如果不能引起我的共鸣和抗争，它对于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我衡量一本书的价值的标准是：读了它之后，我自己是否也遏止不住地想写点什么，哪怕我想写的东西表面上与它似乎全然无关。一本浅薄的书，往往只要翻几页就可以察知它的浅薄。一本深刻的书，却多半要在仔细读完了以后才能领会它的深刻。一个平庸的人，往往只要交谈几句就可以断定它的平庸。一个伟大的人，却多半要在长期观察了以后才能确信他的伟大。我们凭直觉可以避开最差的东西，凭耐心和经验才能得到最好的东西。”
余秋雨的第二部《山居笔记》其时就有点在卖弄历史之嫌了，表现在不必要的经籍书名的堆砌，如下面的引用：
“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功夫，其中对朱熹哲学钻研最深。他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理性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文化气魄铺地盖天，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
作为对比，我们看看李敖对历史典籍的引用，李敖从不为卖弄历史而历史，纯粹是为了扯淡而据典，这反倒是一种浓到极时咸扯淡的底蕴：
“楚国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被子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殽。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子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殽。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日：‘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妄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扳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秦国宣太后在外国大臣面前公开描写性交姿式，说自己丈夫一屁股坐上来，因为体重太集中一点，就吃不消；可是全身压上来，因为体重平均分担，所以就无所谓了。这种妙文，在甫宋鲍彪新注本里说：‘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以爱魏丑夫欲使为殉观之，则此言不以为耻，可知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在清朝王士桢《池北偶谈》里说：‘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其实他们全都大惊小怪了，他们不知道中国古代文明中，在性的看法上，确曾有过开通的一面。大多的性禁忌其实是以后的事。”
不过自1999年之后主持香港凤凰卫视对人类各大文明遗址的历史考察，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危险地区的人文学科教授后，写得《行者无疆》忽然平和、深邃了很多，个人认为可能是经历过了真正的游历过后，人性中很多肤浅的东西会被自然的旷远所驱逐，这本书比前两本书写得朴素，但内涵似是丰富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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