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边远地方的邮局效率低下而且时有差错。
在过去信息闭塞的时代，要是邮件到不了收信人的手里，往往会引发悲剧。今人没有旧人死板，恋人收不到邮件也不至于去殉情，但因此而造成误会、朋友反目、恋人成仇的事也不少。
我在读《毛泽东传》时常常胡思乱想，要是当年邮路通畅信息迅捷，杨开彗也许不至于被捕入狱坐牢牺牲，也就不会有贺子珍、李云鹤的恩恩怨怨，老人家也不至于晚景凄凉，在愧疚中打发日子。
我最近跟邮局打交道比较多，有些邮件已经发出40多天了还没有反馈，钩起了41年前一件令人悲痛的往事。
今年旅游到西安，认出了一个故人，白吃了一顿干饭，解开了一个谜底，心痛了许多个月，也许要内疚一辈子。
那天我们去兴庆公园游玩，从后门出来后进了一家小餐馆吃饭。
饭吃完就要结账时，老板外出回来，盯着我上下打量，我也很奇怪地瞅着他看，越看越眼熟。最后，我们几乎同时喊叫起来。
“你是阿华哥！”
“你是安娃子！”
安娃子是我当年准未婚妻阿芳的大弟弟，50多岁了，41年没有见过面的准亲戚，都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西安不期而遇。
世界真小啊！
饭钱他坚决不收，我也不再勉强。秀儿知道我和他姐姐的故事，很知趣地带着外甥女和外甥女婿们先走了，留下我们俩叙旧。
“你姐过得还好吗？”
“死了快40年了！”
“怎么死的？”
“难产。”
停了一会儿，安娃子盯着我问：“你当年不是跟我姐约好要私奔的吗？为什么抛下她一个人跑的音讯全无？”
“我一连写了五封信让你到大队部去取，再告诉你姐，如果她能下决心跟我私奔，就去南山麻石河孙少林家找我。信上有详细的路线图。我在麻石河伐木，等了两个多月没有消息。后来我回家才知道，你姐已经嫁到洋县。没有多久，你们全家都迁到了洋县。怎么能怪我寡情薄义呢？”
安娃子回答：“哪里有什么信呢？我姐得不到你的消息，在家里都急死了，天天闷在屋里哭。后来以为你不要她了，才嫁人的。”
天哪！原来是邮递员没有把信送到。心里闷了41年的疙瘩终于解开了！
我一下子懵了。
心里有怨，有恨，有痛，有苦，有悲，有悔，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子，酸甜苦辣涌上心头，一幕幕往事在大脑里切换镜头。
1966年8月，我在湖北武汉的汉阳码头上当搬运工混不下去了，就来到陕西西乡，落户在桑园公社联合大队第四生产队，现在叫桑园乡火地沟村第四村民小组，参加集体农业劳动。
桑元公社联合大队有九个生产队，两千多人口，分布在大大小小十几条山沟里。联合四队所在的山沟叫余家河，大约有十二华里长。小河两旁的山坡上星星点点散布着三、四十户人家，不到两百人口，分成三个小组，各自以彭家院子、冉家院子和张家院子为中心。我的父母亲带着我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于1965年被迫迁出江西上饶，来到这里，在张家院子对面的半山坡上搭建了一个窝棚暂时居住下来。
四队是山区最穷的生产队之一，有60多亩水田和50来亩旱地，人均土地不到六分。在风调雨顺的年份，可收稻谷36000斤，小麦8000斤，油菜籽2000斤，交完公购粮和油菜籽以后人均每年可分粮食150斤，清油一斤五两。
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吃，全靠自留地种植杂粮贴补。所谓自留地也是农民毁林开荒造出来的陡峭的山坡地，两三年后就没有收成，不得不另找一块地方毁林开荒。遇到天旱、天涝或虫灾，社员们就得依靠政府的返销粮和救济款生活。一个强壮劳动力辛苦一年，顶多能挣3600分，每十分一角钱，可挣36元，扣除全家人的口粮清油款，实际到手的现金不到10元。老弱病残的家庭，年终分配时就得倒欠生产队的粮款。胆子大的搞点副业，到城里黑市上贩卖药材和其它土特产，生活才能比其他农民过的好一点。但是一搞运动，这些跑黑市的人就得倒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接受批判斗争，另外还要罚款。到1966年，建国十七年了，农民们仍然住在解放前和社教时修建的泥巴墙房屋里，狭小黑暗，破破烂烂，风雨飘摇，拥挤不堪。
我那年20岁，身强力壮，全家出工，再搞点副业，家里很快就可以富裕起来。姐姐不久就要出嫁，妹妹也已经定了婚，当地10岁以上的女孩都有了主户，我成了娶不上媳妇的老大难，亲戚朋友都为我着急。
陕南秦巴山地那时候交通闭塞，兴盛早婚，代代相传的婚嫁风俗靠的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个人是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的。
山区里每个人的婚姻都走着大致相同的五个步骤：拉媒纤、看门户、定亲事、办喜事和领证书。
拉媒纤的人被叫做“媒公”或“媒婆”，完全是热心的活雷锋，义务劳动的干活。如果两口子婚姻幸福生活甜蜜，他们顶多能够得到口头的感谢和威信的增加，另加一双新人感恩的布鞋，其它好处是没有的。要是两口子经常吵嘴打架，“媒公”或“媒婆”可就惨了；没完没了的去调解矛盾、化解冲突，浪费时间不说，还要挨骂受气，里外不是人。
所以，“媒公”或“媒婆”们不但要能说会道，更要谨慎从事、多方衡量，才能撮合成功美满姻缘。说起来也怪，我们那里虽然没有自由恋爱，但是大部分夫妻和家庭都很和谐，离婚率极低，“媒公”或“媒婆”功不可没。
谁家有了孩子，还不到10岁，“媒公”或“媒婆”就上门“拉媒纤”了。他们根据自己对门当户对的理解，向男女双方的家长客观地介绍各自家庭的状况，尽量把两个孩子撮合成未来的夫妻。如果双方家长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就开始走第二步：“看门户”。
“看门户”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经过这一步的少男少女就算是“准未婚夫”或“准未婚妻”了，通常可以走向第三步“定亲”，成就一桩姻缘。
“看门户”又分两个步骤。首先由“媒公”或“媒婆”带着男孩到女方家里玩一天，让女方的爸爸妈妈过目审查。如果男孩太小，常常是男孩的妈妈或姐姐带着他跟媒婆一块去，上门也不需要带什么礼物。女方则要大摆酒席，让家门户族三亲六戚都来观看审查这个男孩是否配得上他们家的女孩。
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女方的家长就要在五天之内带着女儿跟媒婆一起回访男家，男方则大摆酒席，宣告“看门户”成功，只等定亲了。临别时，男家要给女方3斤盐、两斤红糖和5块钱作为定金。如果女方拒收，婚事即告吹；如果女方收下，婚事就成了一半。
“看门户”和“定亲事”的间隔时间为半月到一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任何一方都可以反悔。女方反悔，只需要通知媒婆并退回3斤盐、两斤红糖和5块钱就行了；男方反悔，则需要赔偿女方6斤盐、四斤红糖和10块钱，还要办一桌酒席赔礼道歉。如果没有异议，亲事就算初步决定，男孩就要经常去女孩家里帮忙干活并培养感情。双方家长交换孩子们的“生辰八字”，筹备“定亲事”的大礼。
到了“定亲”那一天，男女双方的全家和最近的亲属都要到女方家里聚会见礼，改变称呼。男方要给女方正式下聘礼，多少不限，通常是两丈土布、50斤大米、10斤盐和4斤红糖。前来观礼的亲戚要给男孩女孩打发一点金钱或其它礼物作为贺喜，男孩女孩则要跟着对方改口称呼彼此的亲人。
“定亲”后，两家就成了一家。逢年过节，女孩必须住在男孩家里，跟男孩的家人共同生活。过完节以后，由男孩或男孩的长辈把女孩送回娘家，每次还要给女孩一点钱或其它东西，给女孩攒嫁妆。
男孩过了18岁，女孩过了15岁，就可以同床共枕了，这叫“圆房”。圆房的时候可以办喜事，也可以推迟到生了小孩以后再办喜事。至于结婚证，领不领都无所谓。反正只要定了亲，那就是铁板钉钉的夫妻，谁也不能说闲话。办喜事的时候，女方的嫁妆越多越风光，但这些嫁妆都是平时男方送给女方的东西，由女孩一点一点地积攒起来，就等着结婚这一天大肆炫耀。
“定亲”后如果有人反悔，就要按规矩惩罚。如果女方反悔，退回聘礼的二至三倍；如果男方反悔，不但不能要回聘礼，还要另外赔偿，至于赔偿多少，要看女方和媒婆的态度。
安娃子的姐姐阿芳比我小两岁，本来是已经定了亲有未婚夫的人。因为她坚持要上学，就一再推迟了结婚的日期。但就在准备圆房办喜事的前夕，也就是我刚到这个新地方定居的前夕，她的未婚夫因病去世了。和我一个生产队的彭叔是阿芳的远房姑父，就极力撮合我们两人。我们已经走过了拉媒纤和看门户的两大步骤，双方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也都非常看好这桩婚事，只等订婚后，阿芳就可以跟我圆房办喜事了。
我们那个生产大队的两千多人口里，只有三个女孩上到初中毕业，阿芳是其中之一。阿芳眼睛大，辫子长，个子高，脸盘靓，身材苗条，能说会唱，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的积极分子，也是青年男子扎堆时喜欢议论的美女。
集体修水库的时候，我认识了阿芳，并一见钟情，我们互相还写过情书、诉过衷肠。彭叔就是受阿芳和我的委托而尽力撮合这桩亲事的。
可是就在订婚前，发生了一件奇耻大辱的事情。
城里的红卫兵跑到乡里来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伙同大队的基干民兵，给所有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成年子女带上高高的尖尖帽，进行批判斗争并游村示众。一连三天，我和爸爸妈妈头上戴着高帽，脖子挂着木牌，木牌上写着侮辱性的称呼和姓名，姓名上用红笔打了叉。我们手里敲着脸盆，专门被押送到人多的地方接受批斗，跪在地上被群众拳打脚踢吐唾沫。还有小孩用筷子从柞树上捉来一种陕南特有的“活辣子”毛毛虫，塞进我们的脖子，或者放在我们的脸上。接触到“活辣子”的皮肤，表面立刻堆起疙瘩，火辣辣地剧疼起来。现在一想起来，心里还止不住颤抖。
事情过去后，尽管阿芳和她的父亲及兄弟姐妹仍然坚持要跟我订婚，阿芳的妈妈却退缩了。她也不明说退婚，只是一再推迟订婚的日期，还要我到他们家里去干活。他们家承包的堰塘漏水了，我潜入水底堵漏；他们家要烧砖瓦了，我去砍柴烧窑；他们家要建造房屋了，我去伐木筑墙。但是即使如此，阿芳的妈妈却在暗地里跟洋县的亲戚联系，想把阿芳嫁到洋县去。
阿芳来找我商量，我决定带她私奔，但是阿芳举棋不定。
山村虽然保守，却也给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留下一线希望。如果男女都是没有订过亲的自由身，可以私奔到一个家人找不到的新地方过同居的生活，15天后就算是生米做成了熟饭，双方家长就只能妥协而不能反对，亲朋好友和社员邻居也认可这一对鸳鸯是合法的事实婚姻。
我父亲有两个表弟，孙少林和孙少权，在距离我们家150华里的南山麻石河生产大队当大队书记和大队长。父亲建议我带上阿芳去投奔他们兄弟俩。
我偷偷地跟阿芳和他的弟弟安娃子一起商量了好几次，最后决定我先去打前站，安排好住处以后就写信回来，信件寄到大队部，由大队合作医疗站刘医生转交安娃子收，阿芳再按照信中的地址偷偷地去找我。阿芳再三叮咛我，为了避免计划暴露，千万不要亲自回来找她，只要写信就可以了。
我到麻石河后，孙家两位表叔把大队办公室腾出两间做我们的新房。我先后写了五封信，亲自到县城里邮寄。因为不想连累我的父母，就没有给自己家里写信。无论是谁问起我的去向，我父母一概回答不知道。
阿芳没有接到我的信件，又顶不住她母亲的压力，只好嫁到洋县，跟一个国家干部结了婚。又过了一段时间，阿芳的父母卖掉新修的房屋，把全家人的户口也迁移到了洋县。
据安娃子讲，阿芳刚结婚时丈夫对她还挺好。后来嫌他们是农村人，就越来越气指颐使，冷嘲热讽，不把妻子当人。阿芳丈夫是个酒鬼，一喝醉就找碴打人，阿芳经常被打得全身是伤。就在临产前还挨了一顿饱打，结果造成早产，又延误了送医院的时间，因难产而母子双亡。
秀儿在宝鸡做完手术后，我本来想去洋县寻找阿芳的墓地，祭奠一番，秀儿坚决地阻止了。
秀儿说：“阿芳姐已经在天堂里平静地生活了将近40年，早已化蝶成仙，你何必去搅扰她宁静的灵魂呢？”
说的也是。
阿芳，请接受我迟到的忏悔。
（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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