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的文化史研究界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随着格尔茨、布尔迪厄以及福柯等人一系列的著作问世，一种带有明显的、极具新特思维的研究方法被彰显出来。这种包括“心态、意识形态、象征、仪式、上层文化及通俗文化的研究，并且要求结合科学、人文科学做跨领域的研究”的新颖、独特的史学研究明确地树立起自己的、具有醒目而鲜明的旗号——“新文化史”。这种“新文化史”已经成为美国史学研究的显学，渐次发展为一个新的次学问。
以一种簇新、亮彩、奇特的研究方法注入到冷寂而枯燥的史学研究中去，史学界的上空似乎出现了色彩瑰丽而斑斓的云晕，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看。令人惊喜的是被吸引的人群中更多的是非历史专业人士。在这部分人士心底欣然，面露喜色，津津乐道之余，禁不住系好围裙，抄刀上手，在放着各种调料的桌案上一试身手了。
“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和传统研究不同，他们不相信有一个先验的、客观的真实停留在那里等着人们去发现、论述、叙述和再现，也不相信可以通过科学的律则和普遍性的范畴来发现历史的真理，于是他们放弃了过去对历史的长期趋势和宏大的历史场景的研究，转而把视角微缩，开始对历史过程和事件的独特的个体、个别的区域、小小的村落、一条街道等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叙述、批评和阐述。
有了这样的想法，必然有这样的实践。类似的书籍和文章已经大量问世。我们在过去的很长时期，已经习惯了枯燥的历史和历史的枯燥，任何一种新样的学术都会让我们惊羡不已。我们看惯了真实世界的原型，感觉无从把握它雄伟壮阔的结构，现在我们再看一种缩微景观，真实世界被我们人为地缩小了，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一目了然，世界的关系是如此的易于把握。
“新文化史”当然不仅如此。它的关键所在是在这个一目了然的景观里，添加了许多比景观更微小的景观。站在一个大教堂下，我们很难看到教堂最上层的彩色玻璃的缤纷图案和哥特式或巴洛克式的尖顶样式，但在所谓的缩微景观里，我们不仅看清楚了图案和尖顶的样式，而且我们还了解了玻璃图案设计和尖顶修造的匠心独运。历史因此充实和生动起来了。
“新文化史”的倡导者拉杜里和戴维斯的著作给过我们阅读经历的新奇和振奋，这种别样的咀嚼滋味让我们感到非常惬意。
十几年前，我们看《万历十五年》。我们惊诧于历史的书籍可以这样写就吗？这还是历史吗？当然，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的文献。我们可能已经把握了明朝末期的历史脉络，我们已经非常地明确了这段历史的走向以及它的终结方式，但是黄仁宇把这样一段历史浓缩在一个年月，标记在几个历史人物身上，让这几个人物的皮影晃动起来，活泛起来。黄仁宇摊开两只手，对我们大家说，这就是明末的历史。你们看这一年，看这几个人就明白了。
我想不会有人否定，我们看了多少明末历史的文献和资料，我们做了多少这方面的笔记，我们皓首穷经，我们孜孜不倦，我们辛劳的程度在非常轻松的《万历十五年》的阅读中轻而易举就被化解了。
台湾史学家李孝悌说，台湾的这方面的研究最早是从研究通俗、大众文化出发，然后又专门的团队以“物质文化”为题进行研究。以“明清的社会和生活”为主题，一批历史学家、艺术史家和文学家以中国近世的城市、人们的日常生活为内容，持续地进行历史研究，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我们可以看一下李孝悌所写《桃花扇底送南朝》、《冒辟疆与水绘园中逸民世界》等让人眼目一新的著作，它确实给于我们鲜亮和惊喜地感觉。
《桃花扇底送南朝》的书页是伴着这出戏剧的咿咿呀呀的唱曲和咚咚嚓嚓的乐曲打开的，舞台上的景致布局以及时而闭合时而启开的帷幕，都成这部作品的机关和装饰。该上场的人物都来了，他们自己开始表演和表现各自的命运。如果过去的历史有颠倒了，作者就引经据典地纠正过来。文章的主旨当然是展示明末的悲惨结局，但这种把宏大的主题放在活动的几个人物的肩上，寄托在《桃花扇》这出戏剧的酝酿、写作，在金陵戏院的演出和围绕演出发生的事件以及和剧作所有有关的人物的命运的终结上。你方登罢我上场，戏剧演出结束了，明代的历史也结束了。第一次把一些寻常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与当时的历史结合起来，把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和起居言行涂抹上历史的油彩。这些人物的身上已然有了历史的印痕和标记，这样，人物的历史就演绎出历史的历史了。
《冒辟疆和水绘园的逸民世界》同样表现明末衰颓的历史。李孝悌一个劲儿地在描绘水绘园和在水绘园里发生的一切，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把水绘园当作一个切片，放到显微镜下来观察水绘园表层涵义下面的意蕴。崇祯十五年，也就是1642年，董小宛离开了金陵，告别了纸醉金迷、笙歌宴饮的秦淮河，嫁给了冒辟疆。水绘园在此以往只是一个毫无历史标注意义的园林，只是有了董小宛的到来，秦淮河的流风遗韵、声色光华被冒辟疆完整地复制下来了——冒辟疆还是过去的完整的冒辟疆，还保持着原封的自我，还是明朝的逸民，还是秦淮河上心神意会，怜香惜玉的公子，还有一掷千金，顾盼自雄的洒脱，还有藐视权奸，睥睨万物的英豪。冒辟疆在明朝覆灭的时候，没有将自己的生命以殉一个自己亲眼看到衰败的朝代，也没有低眉顺气去做新朝的权贵，他竭力经营和维持着这个水绘园，让水绘园保持着往昔金陵莺歌燕舞，红袖相招的阵阵情欲和文人士大夫演戏酒会修契的闲散性情以及日常生活雅致和精细的情调。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是冒辟疆将自己紧紧地束缚在明朝的意念和想象的当然之中，生怕掉将出来，摧毁他生存下去的意志。只要水绘园存在，冒辟疆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具有一个明朝子民的身份。实际上，冒辟疆是1693年去世的。从1644年到1693年，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空阶段，冒辟疆一如既往地生活在水绘园中，也一直存活在明朝的意念之中。一个水绘园啊，实际上是承载了一个人沉甸甸的意念，历史让这个人像撑牛皮筋一样抻得好长，抻到了极限。这是在延续一个已经走到终结的一个朝代的清梦，尽管水绘园外，已然是一个异族统驭的世界。明代的历史够久了，久到了水绘园的新声明月隐没于无奈的云雾，楼台烟水坍塌于朝代兴替的剧烈动摇之中。
我们从一个水绘园的兴衰，就看到了明末的终极。水绘园似乎拖着明朝又走了很远，我们又清楚地看到了冒辟疆这类文人士大夫在历史巨变时价值观念取向的本来面目。由一个园林，由一个冒辟疆，我们似乎看到了比标称物更多的东西。李孝悌曾有这样的提示，传统的分析范畴或学术取径——不论是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或文学史，这些专精的学术视野固然解决了各个领域的技术性问题，也作了深入精密的剖析，但是也模糊了整体面貌，将历史的人和事件切割成断裂的单元。生活史的研究看似细琐，却往往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横切面和通合点，来重新架构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风貌。
看到历史的横切面和通合点，读出历史的细节，我们感到历史在我们的面前丰满充盈起来。历史的场景纷纭繁复，声光色彩绚烂轰鸣，历史的人物从霉色的斑驳的灰暗处走了出来，似乎像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又在过去不复存在的历史时空中轻歌曼舞起来。把所有的细节补白，我们的历史也就生动和丰满起来了。
最让我们担心的问题是，我们关注的细节一定是真实的。“新文化史”新颖的视角和奇异的阅读效果，使我们十分欢欣，但是如果填充的细节是虚妄的，不可采信的，那我们的耳目接受的可能是一个不是历史的“历史”，是一堆散发着恶臭的文化垃圾。
联想到一些浮躁的行市，我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一些不愿坐冷板凳的人已经开始在跃跃欲试了，他们的牛刀一亮，无可奈何的事情也就发生了。我们没有办法阻挡，只有无奈地摇头，只有低声地叹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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