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过去了的与不断延续的岁月(续一) 文 / 休闲居士 | | | | |
| 四、可怜父母
人间最不能忘怀的，莫过于父母。
我父母先后去世已十来年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活生生地在我脑海中索怀，好象还能听得见他们说话，看得见他们做事似的。有时，曾在梦中相见，十分欢喜，但南柯一梦，更添一番思念。
父母在世时，曾多少谈到一些祖辈人的情况，但我记起来的少得可怜，印象淡薄。据说，在曾祖父那一代，家境还算可以，有几亩薄田，有一栋房子，农具齐全。曾祖父在地方还算得上有一点威望，是个说话作数的人。到了祖父这一代，在朱姓家族中势力日渐消弱，因而才出现了前面所述，伯祖父在去世后还横遭侮辱的事件。
曾祖父死于何时，现以不考。到是曾祖母（我辈称姥姥）年寿高达九十，与长曾孙（我姐姐、哥哥）都还有一段生活。她晚年双腿浮肿，不能动弹，得孙媳（即我母亲）服持很多，也深得曾祖母疼爱。临终前，不停地喊叫：“一妹子（我母亲）呀！同我到黄芪苓去啊，这里的地热得恶（烫）人啊！”
祖父兄弟两个，是两个性格相异的人。祖父生性随和，与事无争。伯祖父则性格刚毅，好抱不平，一生未娶。祖父则有三女一男。我父亲就是一根延续香火的独苗，故而受到百般宠爱，视如掌上明珠。
父亲生于1907年古历十月初七，殁于1974年3月4日（古历二月十一日）。虽年寿不高，却也跨越了三个朝代。父亲出生时，家境已十分萧条，祖父让他在私塾念了点书：《增广贤文》、《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等，所以也能写会算，足可应付当时日常生活之需要。
父亲一生以种田为主，犁耙工夫，抛粮播种，样样会搞，他还会剖竹、做香（迷信用品）。那时农民居住的多是茅草屋，他也能翻修。他生性老实忠厚，胆小怕事，息事宁人，是一个老少无欺的好人。他少言寡语，很少见他高声斥人。这种典型的农民性格，一半是祖父的遗传，一半是由于生活煎熬的结果。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他在乡下参加过农民协会的活动，思想激进。但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了乡下，农民协会也由此销声匿迹。精神上的压抑，使他更加不振，只得特别老实巴交地过日子。
他倍受别人欺侮，却总是‘甘心’忍受，毫无半点反抗精神，因而他常受人戏弄和算计，总是吃亏，却不见醒悟后悔和埋怨。他就是这样逆来顺受。似觉心安理得，实则是一种韧性、耐力在承受外界的压力。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既没有半点害人之心，就连防人之心也没一点。是不是他真的麻木了呢？我现在还难以想透。
对于父亲这种心态和表现，母亲就反应不同，她对我们说过不少他的懦弱无能的故事。
前面说过，我家本来祖居下屋，有几间祖传的砖瓦房，在父亲手上，还种有大姑（全家在外未归过）的十多亩田。但由于很多原因，这些田产被一年一年地卖掉，逐渐一空。农民没了田，就象是丢了魂魄，生活毫无着落，没有依靠，怎么办？就只有租田来种。这租田种，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一是要向东家交‘压租’（即担保金），要交压租几十石谷，几十枚银圆。二是要请人作担保。三是租谷过重，一年到头的收获，要交三分之一，高到要交收获的一半给东家。当时穷的连饭都没得吃，从何而来‘压租’呢？没有，那只有借，但借又不容易，因为是高利贷。请人作担保也难，他也不愿但风险。这真是穷人走的路，处处都是鬼门关--难过。
农民如果不种田，那还能干什么？只能硬着头皮租、借。父母托人情，讲好话，才在婆婆湾山脚下租了十来亩田。租田离住屋较远，这时就有人出来‘帮忙’了（长沙话叫‘带笼子’），劝父亲将自己的瓦房‘租’给别人，一次性收取一定的房租，作租田的押金，房屋租期长达几十年。这样，我家搬出瓦屋，再去租东家的茅屋住。在表面上看，种田方便些，实质上是别人设的陷阱，图谋夺取我家的族屋。解放以后，还是母亲大力游说，声辩，并请了两桌饭，才解除了租约，搬回到自己的瓦屋来。
旧社会，赌钱是一种害人的把戏。有人以赌为生，常常几个人相约，引人上钩。父亲是没有什么钱可以参赌的。但是，也有‘好心人’动不动就怂恿父亲参加。父亲上了瘾，就是不管后果，有人一喊就去。结果，总是输。输了没钱给就记帐。到了秋收（只种一季）就挑谷；或将母亲喂的猪赶了去抵赌帐。父亲看不出这是有人合计着欺侮他，只能无可奈何任人宰割。
酗酒，是有钱人消遣作乐的行为，又是穷人潦倒浇愁的方式。父亲家境清贫，精神无所寄托，打牌输了钱，心灵更是空虚渺茫，就去喝酒。酒越喝越上瘾，喝了就自觉胆子大，精神足。有时喝的大醉，回家就找母亲出气，砸东西，骂娘。母亲顶撞，他更闹的凶，不可收拾。有一次，闹的母亲心灰意冷，要到尼姑庵出家，后来到二姑家住了几天，才被劝说回家。酗酒，对人的确有害。旧社会禁止熬酒，主要是为了惜粮，但也与酒的危害不无关系。喝酒是很费钱的，一是天天要喝，二是越喝越多。经销酒的，担心的是没人喝，不管你要花钱和喝酒的危害。没钱了可以记帐，；他还权你‘还喝一两’"。老实得麻木不仁的父亲，酒性来了，还充好汉，请别人喝，帐上的数字就越来越大。喝酒赊去了多少冤枉钱，他说的清楚吗？
父亲体质很弱，负担重，精神压力大，常年累月劳苦，缺吃少穿，骨瘦如柴，扮禾时，累的一身透湿，挑担谷回来，气喘吁吁的，一屁股坐在地下，面色苍白的象张纸。母亲就端盐茶，打洗脸水。稍歇一会，又拖着疲倦的身子到田里去了。晚上，在昏暗的桐油灯下，破篾、做香，做刷把……没完没了。母亲一再催着收工，才拍拍手，不声不响的去歇息。他的这种神态，现在只要一想起，就有他那可怜的影子出现。
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身受重负，无力解脱，内心的痛苦和忧愁不知有多大啊！
他吃了半辈子苦。解放后，自然好了一些，主要是没有了压迫和剥削。但是生活享受，一直到他去世，并不多。
因为我有两个哥哥在刚解放就外出参军、工作。我和弟弟年少读书，家务重担并没减轻。在外的人寄回家的钱少得可怜，对生活难以有较大的改善。
1952年，我家移民到十里外的戴公桥种田，住在一个临时搭的草棚里，一堆牛屎肥上放块板子，就是饭桌。人力少了，我就休学帮父亲做了半年。收了谷子，红苕，用土车子运回，借着月光走，一里又一里，象没有尽头，总到不了家。秋收后，我复学了。这样，重负又全部压在了父亲肩上，当时父亲已有五十多岁了。
父亲一辈子几乎没有享受到休闲的日子，如果算有的话，就是他到姐姐家去住了几天。
三年自然灾害时，吃的粮食很少，生产队办食堂，吃的是‘双蒸饭’（将蒸熟的饭再蒸一次），父亲得了浮肿病，但幸免一死。（熬不过的就死了）。当时，他到我工作的机关住过几天，但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给他带回家的就是机关农场分给我的十来斤胡萝卜。我平常探亲回家，顶多也只能给他留几元钱。他自己要买点什么，我也不知道。除此以外，父亲实在没有享受到什么。
晚年，父亲更有一段不幸的遭遇。1972年下半年，他中风初时，不能动弹，心绪异常烦躁。我们请假回去，也只有抬扶几天，没能解除他的痛苦。经济上只能就地诊断吃药，无钱送他上一次医院。虽幸得弟弟、弟媳、村邻的护理，但最终落个靠一条凳子来移动身体。望着他的身影，真是多么可怜啊！后来，他又跌了一跤，造成骨折。我回家探亲，他只能坐在围桶里，一动不动。只用枯瘦和双目无神的眼睛打量着我，轻轻说：“我要是早点去医院，也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他虽不是责备我，但却比骂我还令人心酸。我只能寂然无语，强忍着欲滴的泪水。又有什么能比儿子守在父亲的身边，但没有能力解除父亲的痛苦而更让人难过的呢？就这样，年近七十的老人，终前还要遭受折磨一年多，真是天大的不幸。1974年3月4日，父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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