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刘伶何许人也？
刘伶，就是西晋著名的名士组合“竹林七贤”之一，那个靠喝酒独享大名的千古醉人。
《晋书•列传》记载：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西北）人。他虽“身长六尺”（一米五左右），却有斗酒之量，且嗜酒如命，经常驾着鹿车，车上载着酒缸和他，走哪喝哪，还让家人“和锸相随”，并吩咐家人，“我在那里醉死，便在那里埋我”。某年他来到古峄县东北，真就醉死在此。从而埋骨于此处寨山北麓。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枣庄市西王庄乡刘耀村。
一个酒酣的午后，我同朋友一同来拜会这个1700多年前的“知名人士”。
汽车一路向东行驶，南山依次向我们注目，山松、村庄、工厂，都泛着灰暗的色调，只有路北的沃野里，连片的麦苗招摇着唯一的绿色，滋润着行人疲劳的目光。经乡亲的指引，我们来到了刘耀村南的一个拦河坝前。纵目望去，两旁群山蜿蜒西东，一弯溪水深入山壑。宛似一个大酒壶的百余亩水面里，两边山峰及河边砖厂的烟囱于水中微微晃动。站坝上南望，二里许，从水面突兀而起一个土台，此既是传说中的“刘伶酾酒台”。《峄县志•山川》中记述说“（峄县）又北十八里曰寨山，南与大山接。其麓有土台，土人以为刘伶台。其河为莱子河（即倒引河），父老相传为参军（刘伶）酾酒处也。该河亦称刘伶河，水混白类酒，传是刘伶醉倒后酒壶混入河水所至。”
我们穿过一片麦地，走到土台西。土台东、北两面邻水，南靠一片藕池。南北宽40余米，长50余米，高2米多。台上野生几株杂树，上有乡人种了小麦。名为土台，然四周已倾塌，不复台的形状，至多算个小土丘而已。
这土台何时、何人、因何而建，相关古籍没见记载。刘伶即能在此酾酒，则此台年代比之刘伶更远。据记载，西晋泰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问政建威参军刘伶，刘力陈己见，极力宣扬无为而治。言意是让民众自我约束，君王放弃些权力，不可管理太多。武帝心中不喜。自古以来，历代英豪你争我夺，无不为权，你让君王及各级官吏“无为”，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刘伶理所当然地遭当权者及同僚排斥，被罢官回家，从此以酒释怀，隐于山野，四方交游。结识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他“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史称“竹林七贤”。后“七贤”解散，嵇康被杀，刘伶独游到此。当时，这里定是竹松百里，绿草如茵，流水潺潺，鸟鸣声声，大小泉眼喷珠吐玉，扬雪飞花，一泓泓山泉水委折北流。清风袭来，花香萦鼻，瓜豆成畦，一派田园风光。想那刘伶于盛夏中，“幕天席地”，赤身斜躺在土台上，灌一口杜康酒，看一眼山色，嗅一鼻花香，吃一口小黄瓜或嫩豆角，然后再灌一口酒，不禁沉醉，继而仙去。幸运的是，“竹林七贤”中，惟他“寿终”属自然死亡。更幸运的是，他这一死，就长眠在千年史书里，世人称其为“醉仙”。因饮酒而享大名者，他可算千古第一人。连五百年后的李白也半是牢骚半是羡慕地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了。
刘伶墓在刘伶古台西北二里开外。我们驱车寻找，遇一白发老者。可巧，老人原在该乡文化站工作，对刘伶墓的情况十分了解。他说，刘伶墓原先是一个大冢，冢前立有石碑。碑由明代兵部右侍郎贾三近所立，并刻有贾亲撰的《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刘伶墓早在六十年代破四旧时被扒开，墓室乃拱石砌成，结构精巧，内里只有一个头骨，是否是刘伶遗骨，已无可考证。原墓址现在已被村民夷平建房。政府拟择地另建，并辟为旅游景点，然论议几次皆未成举。
众人一阵唏嘘。此地空余刘伶古台，伴山风水月，而刘伶墓无迹，不免为刘伶感慨。同行的徐福国兄遂改明代御史王瑛凭吊刘伶台、刘伶墓诗，为之一叹：
一代高风野水边，伯伦遗冢已荡然。
千秋谁为浇坟土，后世何处觅酒仙。
（王的原诗是：一代高风野水边，伯伦遗冢尚依然。千秋谁为浇坟土，悔不当时葬酒泉。）
按老者指引，我们在一户农家院里看到了那块石碑。碑只剩半块，其文字尚清晰可辩：上面写到：“---古人湮灭，饮者留名，昔人盖叹之矣！世以公徜徉泉石，流连杯酌，谓公酒人也。公岂酒人哉！王室陆沉，忠臣洒涕，广陵调绝，义士兴嗟，公于时事重有慨焉，盖托于酒而逃焉者也。公岂酒人哉？---”“---公固达人非酒人也，当其驱车东游，穿林籍草，登高台，临清流，左携阮步兵，右拉嵇中散，挈盒提壶，操卮捧罂，吞吐烟霞，沈酣风月，掀髯长啸，云吞应声，宁知乾坤为何物，尘世之几时哉！此固一代人豪也，而宛焉可想矣。”“----以东海为尊，以北斗为勺，以五岳为肴俎。上摘酒星，下引酒泉，酌以荐公。公之英风爽气，谅日游十洲三岛间，此时化鹤归来，俯瞻旧陇，必将冁然发笑，谓千载之后，何幸有此会心人也----”
贾三近以跌宕的笔调，流畅的言辞，浪漫的文采，给刘伶以很高的评价，赞其为“一代人豪”，对其唯一一篇文章《酒德颂》评价为“气排山河，襟麾宇宙”。
对这位《金瓶梅》的可能作者，做为家乡山水滋润出来的著名文学大家，我是心仪以久的，对这篇《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的文学水平，我也是敬佩有加。只是他给这位刘“公”如此之高的评价，并且欲引为知音，我却大不以为然。
固然，刘伶能位列“七贤”，自有一定才学，他写的那篇《酒德颂》确也气势不凡。但以此一篇文章给其“文化名士”的称谓，那就有些过誉了。纵观其行为，称其是“喝家”到是贴之又切。“喝家”是家乡人称那些酒酒不醒的醉鬼的专用称呼，多含贬义。刘伶的“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杯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正是十足酒鬼的表现。妻子从养生考虑好意劝他“禁酒”，他先骗来妻子酒菜，又斥妻子“妇人之言，且不可听”，此举近乎无赖。说他嗜酒如命还不足形容，他是有了酒连命都不要的“烂人”。《酒德颂》即可以说是淋漓尽致、气势磅礴的傲视俗人之作，也可以说是不顾家庭责任，放纵自身生理快感的癫言醉语，是其烂醉后丑态嘴脸的真实流露。这种行为，在“扪虱而谈”的魏晋时期，可以是所谓“****名士”的“时尚标榜”，如若放在其他历史阶段，当前乃至以后，这种浑浑噩噩，逃避现实、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都是应该摒弃和批评的。
可以肯定的是，刘伶不是个没思想、没见解、没主张的人，只是他的治国理念与当权者不合。他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这应该称赞。他归隐林泉，寄情山水，也可以同情，可他不该整天沉眠酒务，消极避世。从《酒德颂》来看，刘伶文笔很是大气，可他干吗不“厝意文翰”、“立言”传世呢？同为“七贤”之一的阮籍也和他一样借酒佯狂，以酒避祸，可阮籍就有很多有价值的诗文流传下来，给了我们一份宝贵的遗产。晚他一百多年的陶潜，也是不满现实，辞了案牍，采菊东篱，面对南山，悠然地写下诗文100多首。陶潜喝着酒，写着诗，光一组《饮酒》诗就有20多首。陶潜安贫乐道，真诚地歌唱劳动，赞美人民。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如果再比较500年后仕途失意的李白、杜甫、苏轼、柳永，则他更差之千里。李白的“斗酒诗百篇”，苏轼的“一饮成两赋”，柳永用酒浇灌的那些“浅吟低唱”，任谁都能羞死他刘伶。可以这样说，用上好的粮食造出的美酒流入陶、李、杜、苏的腹中，化为了一首首优美、豪放的诗文，而美酒灌到刘伶的肚子里，却只是化为了能肥几株野草的腥臊尿水。而他刘伶，只顾满足口腹之欲，懒于笔纸之传，糟蹋了美酒，也浪费了他满腹的才学。远的不讲，单说此地当时的风土人情，他都没纪录下片言只语，只能让后人如我等，面对着秃山枯河，费力猜测1700年的沧桑变化了。亏他以文士之名埋骨此地，真真愧对了这里的明月清风。
想起了先前那位老者的话，他说政府欲重修刘伶墓，以利旅游。愚以为，刘伶墓不修也罢，以此一个“唯酒是务，焉知其余”的醉鬼为荣，真怕会带坏了此地的民风学氛。
夕阳中，我将带来的一瓶酒打开，斟一杯在手中，心中默念道：刘伶，别人尊你，我偏贬你。若你活到现在，我必挽袖举拳，纵然你恬了老脸陪谢说“鸡肋不足以安尊拳”，我也必殴你一顿。打醒你这个嗜酒懒汉。现在你早已作古，我虽斥你贬你，但作为一个后人，我还是敬你一杯吧。一扬手，我把满杯酒撒向空中，那酒化做千万滴水雾，随风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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